疫症對制度的衝擊

疫症在中國受控,但在歐美卻大爆發,歐美人民儲蓄率低,積蓄有限,如此重大災禍,對他們衝擊極大,其社會的半癱瘓也會連累中國的經濟,亦會使中國對疫症的殲滅戰因病者的輸入而尚未能竟全功。

瘟疫一事,影響可大可小。若是處理得宜,疫情受控,社會經濟不會受到多少影響,就算猛惡如沙士,鬧過2、3個月後,也可「輕輕的我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但歷史上也曾有過多起瘟疫,深重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迹,最著名的例子是14世紀中葉肆虐歐洲的鼠疫「黑死症」,它使歐洲人口銳減了三成到六成,亦間接促成了文藝復興及後來的科學革命。

鼠疫斷斷續續的在歐洲出現,深入西方文化中去,連莎士比亞16世紀末所寫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有文評人認為重要的綫索之一便是瘟疫,茱麗葉服了毒假死後,本來神父託一修士帶信給已躲到外地的羅密歐,要他不用擔心,但修士卻因瘟疫封城,信息不能如期送出,致釀成千古悲劇。

中國醫學研究揚威頂尖學刊

今次新冠疫情,在中國境內的發展與我的預期並無大差別,3月初已基本受控,只剩零星個案,人民亦逐步復工,經濟反彈可期,3月份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大幅反彈至榮枯綫以上的52,十分合理。不過,我倒從未想過歐洲與美國,尤其是美國,應付此疫的成績如此使人失望,疫症在中國受控,但在歐美卻大爆發,歐美人民儲蓄率低,積蓄有限,如此重大災禍,對他們衝擊極大,其社會的半癱瘓也會連累中國的經濟,亦會使中國對疫症的殲滅戰因病者的輸入而尚未能竟全功。

今次疫症對世界歷史及人民的生活模式有何影響,目前仍言之尚早,但在一些個別的領域上,我們已可初見其影響,這裏只舉一個例子。

今年1月份,是中國醫學研究的豐收期,在短短幾周內,中國的醫學研究者在世界最頂尖的學術刊物《新英格蘭醫學學報》、《柳葉刀》、《自然》連發多篇有關新冠病毒的論文,其閱讀量以百萬計。這類刊物要求極嚴,學者可藉此一登龍門,便身價萬倍。這批論文,亦使美國政府認為中國資訊不透明的批評,顯得蒼白無力,最深入的一些資訊數據早已用論文的形式向世界的科學家通報了,還有什麼不透明?

不過,這些論文作者的行為倒是受到內地不少輿論的批評。既然疫情這麼嚴重,你們為什麼不集中精力想方設法去救人,反而把時間花在發表論文上?而且還要在外國發表,以提升自己的國際學術地位?隨着更多的批評出現,又有一股意見認為,目前內地的學術評審制度太倚靠計算有多少論文在「科學引用指數」(SCI)所認可的學術刊物刊登,並因而忽視了對中國自己更有用的研究云云,他們提議要對此制度大改革。

內地科學界應改進評審機制

這些批評並非沒有道理,追求在洋刊物出文章,的確有可能使到研究工作者只懂迎合外國人的口味。但我相信這種批評是過了火。科研評審體制重要,因為升職加薪都要根據此體制的指標而判定。內地的評審機制在過去20多年有重大改變,從過去的缺乏客觀準則,逐步過渡至在SCI認可的刊物有多少文章及文章有多少人引用,此種改變,對中國數以百萬人計的科研工作者生態有極深遠影響,當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輸家發表不了有基本學術質量的科研報告,自然想變天,贏家則要努力捍衞自己的利益與地位。

其實,SCI目前認可了超過8500份學報(社會科學的SSCI則認可了超過3000份),並非所有SCI刊物都是高質的,一些四、五流的刊物也被包括在內,在我校評審中,絕不會用某刊物是SCI認可這麼低的標準去衡量一名同事。但在建設內地學術體系的過程中,開始時不能陳義過高,若是要求人人都必須在頂尖或甚至二、三流的刊物出版才被計算在內,恐怕在過去,大部分的大學或科研機構的學者都會被炒掉。用SCI標準,我認為是此學術行業的「工業標準」,但這是低標準,當學術能力進步後,或是在較有地位的大學及科研機構中,所用的標準應是一流或頂尖刊物,而非SCI。若更進一步,在世界最頂尖的大學中,學術貢獻的評審者都是領先世界的學者,他們不會太在意論文在何處刊出,只問科學貢獻有多大。不過,經他們評核出的學者,幾乎都自然地在頂尖的刊物發過大量文章,文章也被大量引用過。由此可見,學界泰斗用其眼光作的判斷,其篩選能力與學術界頂尖刊物的篩選能力頗為一致。

內地科學界建立其合理有效的評審機制,是中國學術與科學如何發展的大事,這個機制並非完美,需要不斷改進,疫症出現後,也應該停一停、想一想,但如果連SCI如此低的標準也放棄,則是走回頭路,弊處多於好處。

原刊於《晴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雷鼎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