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伊始,屋漏偏逢連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反《逃犯條例》修例引發的社會抗爭運動尚未止息之際,又發生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全城恐慌,經濟受壓。民望本已低迷的特區政府,面對雙重危機,雪上加霜,窘境盡顯,簡直像韓愈所言,「……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
公共衛生及安全危機,往往暴露治理缺陷、低估風險、後知後覺,易招重大民怨。2003年香港「沙士」病疫加上反23條國安立法造成併發政治風暴,導致特首董建華最終下台。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風災、2009年台灣莫拉克風災及近月澳洲山火蔓延災難,也成政治轉捩點。
今天處境比2003年惡劣
2003年的危機,在政府收回國安法案及沙士受控,北京採取經濟支援手段[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自由行]並由曾蔭權取代董建華後,總算告一段落。
那時的危機處理繫於幾大因素:
- 「兩制」關係仍大致和諧,以經濟融合策略助港紓緩政治壓力尚有作用;
- 國安立法擱置後,泛民陣營隨即把訴求轉向「雙普選」,而特區和中央政府也願意對話互動,留有出路;
- 儘管民情一度沸騰,社會未至全面撕裂,且整體上仍相信公務員體系,故一旦換帥,出身政務官的曾蔭權很快便取得民心(民調支持一度超過七成),遂能迅速療傷,重拾希望。
今天處境比2003年惡劣。2004年以來,政制改革蹉跎不前,2014年中央設定「8‧31」框架,使泛民及爭普選的市民感到「真普選」無望,抗爭走向激進化,「佔中」傘運造就本土自決思潮抬頭,並藉反修例抗爭全面社區化,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更展現以選票「變天」的力量。
2003年的危機處理策略,用意雖好,可是開放自由行和大力推動經濟融合過於粗疏,未有顧及香港社會的承受能量限制,以及在內地經濟急速擴張下兩地資源和制度之間的不相稱,衍生種種矛盾衝突。23條立法失敗,中央耿耿於懷,怕港人不愛國,遂要求加強國民教育及愛國者才能治港,至2014年宣示「全面管治權」。在增強中央領導角色下,中聯辦由隱性走向剛性定位,引來「中環」「西環」究竟誰來主導的猜測。「兩制」關係愈趨緊張。
香港不再一樣 政治病看不到終結
經歷了反修例風波,特首林鄭月娥民望大跌。很多市民不再對「公務員治港」寄予厚望,甚至愈來愈多陰謀論指高層公務員政治掛帥、行事失掉昔日專業和章法。多月來,因政治班子失敗,令警隊成為唯一面對政治衝突的「鎮暴」力量,變得兩面不是人,押上經很多年努力才建立的專業操守聲譽。
雖然內地也是當年沙士病毒的源頭,但那時港人不若今天般排「內」,仍有點同是一家人的情感。而且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也不若今天般被視作強國威脅、政治倒退。美國對中國發動「制度衝突」之戰,固有其全球霸權戰略、遏止中國實力的考慮,但也把握了不少國家日益高漲的懼中疑中情緒,而武漢新病毒蔓延各國,更令國人成眾矢之的,災後中央實須檢討其全球策略。
特區政府若處理不好「兩制」平衡、忽視經營香港作為全球城市應有的特色,定必在新國際地緣政治中日受矮化,不單沒法在國際上為國家「加分」,更會因一些負面的中國因素被國際社會「扣分」。
從流行病學言,新病毒的威脅總有過去的一天(雖未知社會代價多大),但從政治學言,管治病仍看不到終結,或會加劇。示威衝擊行動雖在化整為零,但這不表示危機過去,因為根本矛盾只是捂着,固本培元無從談起,且公共衛生危機又滋生新的民怨和對政府更大的疏離敵視,今年9月立法會大選將見另一分水嶺。
「亂」正在風土化、長期化
目前,社會充斥仇怨。無論黃藍陣營、基層中產、工商專業、公務員等均感到心情鬱結無奈,逐漸失去對香港的信心,失去以往的自豪感。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抗爭運動是國際矚目了,卻缺乏endgame(終局出路)。另邊廂,政府不斷念「止暴制亂」的經,同樣起不到解困實效。經歷了約8個月的「亂」正在風土化、長期化。香港已不再一樣,復和不會從天而降。
在其他國家城市,若出現這樣洶湧的否定政府的民情,結局不外乎政府更替或全面改組,撥亂反正、重新出發,為人民帶來轉機的希望。更為極端者,則或軍事接管(如幾年前的泰國),或造反派上台(即真的變天),重建秩序。在香港,中央不會實行軍管,也不會容許出現革命或政權變迭(regime change)。抗爭者十分清楚中央底線,目前看不到敢越雷池半步。香港民眾縱是萬般不滿政府,也不見得支持革命。
常言破壞容易建設難、反對容易當政難,市民明白箇中道理,故追求的仍屬體制內的改革。改組政府是中央可打的一張牌,但事態發展至今,中央官員的研判似乎覺得這一步變數太多,怕一旦處理不好會賠了夫人又折兵。可是,特區憲制秩序處理不了目前香港那種持久抗爭、民間抵制政府的新常態。
長此下去,政府憑什麼去領航社會、憑什麼驅使民眾與其同行甚至赴湯蹈火?管治的挑戰在於處理社會上存之已久、不易解決且涉及錯綜複雜利益的老大問題,並非單靠開庫派錢或強制力量就能奏效,需要社會同心凝聚意志、肯接受利益取捨才可踏出改革步伐。改革乏力,則反過來再打擊政府公信,惡性循環。
奈何政府屢次錯失與社會和解的機會(如早期不肯成立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致愈遲愈多顧忌,但卻沒有其他和解之途),改組政府或啟動政改都提不上日程,那麼局面又怎可有轉機呢?這種動彈不得、乾坤無路的狀態對香港至為不利。當人們看不到出路,就不再想像希望,客觀上等待所謂「攬炒」了。
普選及23條立法皆須解結
一國兩制本應具備制度活力,關鍵是如何拿揑「高度自治」及做好「港人治港」,使香港與內地皆能從中增值。中央堅持國家主權底線,也須肯定特區高度自治權限與空間,不能含糊。港人治港既是人也是制度的問題,須體現市民賦權。重建特區管治秩序與政治互信,繞開普選不會帶來突破,正如港人一直迴避23條立法便無助取得中央安心一樣。這兩個結皆須解開,再提上議程,尋求落實之道。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否則困局持續下去,只會消耗掉得來不易的制度活力,也消磨掉社會上(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願景鬥志,最終國家和香港都淪為輸家。香港已臨歷史十字路口,是讓失望、挫敗與無奈像傳染病毒般風土化,還是扭轉棋局再展希望,走出再次燦爛的明天,一切都盡在對時局判斷的一念之差。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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