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黎對港貢獻——第一批華人西醫及孫中山

在英國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加上外交部的壓力之下，清使館終於在10月23日釋放孫文，孫文後來把此事寫成《倫敦蒙難記》。此書出版後，孫文從此名揚歐洲，成為歐洲人眼中的改革先鋒，同時也為他在中國人心目中塑造出一個英雄形象。

革命需要英雄，但「形象」始終是種抽象而虛幻的東西，時間一久，如果沒有實在的事物鞏固他抽象的英雄形象， 「形象」自然會煙消雲散。故此，在倫敦蒙難一事後所發生的事，才真真正正令到中國的改革踏上正道。

事實上，孫文這時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放棄反清改革，深造醫術，留在倫敦行醫，說不定能在哈利街（Harley Street）開設診所，加入英國上流社會，封爵稱侯，名利雙收；第二條路是繼續其改革道路，雖然康德黎曾勸他重新習醫，但孫文還是選擇革命之路。

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反清是遙不可及的事，順民寧願繼續過着苟且偷安的日子，忍受守舊腐敗的滿清，憧憬清政府會有改善的一天。至於皇親貴族，以及一眾特權階級保守派更對民主改革極為反對，因為此舉將令他們失去特權，損及他們的收入和地位。

故此革而不改，非正道也。改朝換代而人心不變，中國永遠無法有尊嚴地重返國際舞台。有見及此，孫文重獲自由之後，在歐洲各國遊歷和演說，他又不時向康德黎討教西方政治文化；康德黎助孫文使他的改革思想理論更為成熟，最後成了我們熟悉的「三民主義」。

1911年武昌起義，孫文身在美國，因為受到嚴密監視而無法從太平洋返回中國，於是秘密從紐約逃回倫敦。1911年11月，一封電報從廣東寄到倫敦，地址一欄只是寫着「孫文，倫敦」；郵局職員一頭霧水，於是把電報送到滿清使館，使館職員滿心歡喜，以為可以乘機套取有關孫文的消息，於是派員送信到康德黎家裏。

恰巧康德黎剛剛不在，孫文則未到倫敦，康太太情急智生，取了電報入屋，急急抄下電報的內容（康太太不會書寫中文），然後交還電報，並說沒有此人。

不久，康德黎陪同孫文回家，大家到書房坐下休息一會後，康太太命女傭拿出自己抄寫的電報來。孫文看完，笑了一笑，便收起電報繼續與恩師聊天。康太太後來進書房一起飲茶，問及孫文關於電報的事。

康太太問： 「重要耶？余抄之甚費工夫也。」答曰：「此信出自汝之手筆乎？」

康太太曰： 「然也！」

康太太細訴前因，而孫文則再次細閱，並嘆其字形筆劃之準，實與漢人無異。

孫文繼曰： 「重要與否兮，現未為知也！然來信乃邀吾返國當大總統也。」後來，孫文回國後的改革道路並不順利，當了一年臨時大總統後便退出政壇。後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一場又一場的內戰使到中國國庫空虛。期間孫文一直保持與康氏夫婦書信來往，康德黎亦多次嘗試以他的社會地位影響英國的外交政策，可惜並不成功。至於報章以至國際上支持孫文的力量亦逐漸減少（註一），最後孫文只好轉向蘇共尋求合作。

孫文最終於1925年因肝病逝世，康德黎於孫文去世後曾說：「吾生未嘗遇賢人如逸仙。何謂完人？唯逸仙能冠此名也。」至此，對孫文的恩師康德黎醫學貢獻也應補上一筆。

從前並無「專科」這個概念，很多時會一人分飾多角，例如白文信（註二），他既是內科醫生，會為病人做手術，而他在病理學、微生物學、寄生蟲學均有驚人成就；康德黎本身取得外科醫生資格，但他對傳染病學、熱帶醫學均有深入研究，還與白文信一起創辦倫敦衞生和熱帶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康德黎同是急救醫學的先驅，1878年他應邀加入聖約翰救傷隊，為該組織教學，並培訓急救員；又為聖約翰救傷隊編寫《急救創傷處理手冊》（Handbook Aids for Cases of Injuries or Sudden illness）。此書翻印再翻印，一直傳頌後世，一、二戰期間，此書救活了無數傷兵。康德黎又加入了英國紅十字會，為紅十字會編著了《急救手冊》（British Red Cross Society First Aid Manual）。

在傳染病學方面，康德黎對黑死病、瘧疾、肝膿腫、象皮病和麻瘋病均有研究。1890年，他曾與孫文（為其中文翻譯）到廣東麻瘋村進行研究，其後發表多份關於麻瘋的文章。

要數康德黎的醫學成就，不能不提他在肝臟手術方面一項重大的發現。康德黎在香港行醫時，做了多項解剖驗屍的研究，他發現如果因化膿或生腫瘤，整個右肝會萎縮，左肝則會隨之發大，以彌補右肝失去的功能；但左和右肝葉的分界線，並非位於在明顯分界的筋膜處。

1896年回英，康德黎獲查靈十字醫院委任為解剖學部門主任後，重新研究肝臟結構；1898年，康德黎發表一篇外科醫學界極為重要的文章，其意為：「肝分兩葉，以鎌狀筋為界。右大而左小，右厚而左薄。唯肉眼之所見實未為真也。以吾觀之，左右肝之血脈並不相連，而左右肝之分界也不在鎌狀筋，如以血脈分之，上則為榮脈接肝之處，下則為膽囊藏身之處，沿上下二處劃一線，則左右肝可平均分之。故肝之左右葉乃實體相連而血脈相分也。」此線的重要性在於手術切除部分肝臟之時，如果根據傳統的左右分界，出血會非常嚴重，甚至性命不保。如果從大靜脈到膽囊之間開刀，則可以減少出血的現象。康德黎曾說： 「沿此線動刀，則能動一葉而保一葉，失血之小，病者足以活命也。」德國外科醫生溫黛（Dr Walther Wondel）1911年首次成功切除部分右肝手術，而溫醫生也建議

把此線命為「康德黎線」（Cantlie’s line）。肝臟手術能得以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全靠康德黎的細心觀察和反覆考證所致。而「康德黎線」的理論至今，仍是肝臟手術的根本，其理論使肝臟切除術，以及右葉活肝移植手術能夠順利進行；而肝癌、肝硬化、猛爆性肝炎（Fulminant hepatitis）患者亦因此而得到重生機會。上述疾病多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致，常見於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一帶，故康德黎的理論實在造福了無數華人肝病患者。

白文信和康德黎皆由英國遠渡香港，最初的目的主要是為英國拓展殖民地的實際需要。不過，無可置疑，白康兩人為香港和中國（甚至全世界）的醫療、教學和科學研究三方面作出重大的貢獻。

白文信在臨床診斷治療、作育英材、醫學研究三方面均有卓越成就。他以身作則，在每方面皆有平均發展，不會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範疇；康德黎則上承白文信之先，在前者建立的基礎上，繼續發揚光大，讓理論得以實踐，夢想能夠成真。白康兩人不但成功為香港華人培育第一批華人西醫，其中一位更成為清末革命之發起人孫文。

（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三之三．完）

原文刊於《信報》，文章與圖片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