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有種」既是有擔當、有氣概的形容，也是超越死亡、孕育明天的展望。
世運興隆之際，掌政者禮儀天下，庶民安居樂業，彼此都有從容的生活空間，道德倫理就是日常規範，大致不成問題。可是到了禮崩樂壞的窮途末世，民怨沸騰，群雄並起，說好的是轉機，說不好的，就是整個族群的危機。
伯夷、叔齊這對好兄弟就活在改朝換代的歷史關口……（註1）
兄弟讓國 尋找歸宿
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君的兒子。孤竹君立下遺囑，傳位給幼子叔齊。孤竹君逝世後，叔齊不肯就任，讓位給伯夷，而且擔心兄長不接受，於是逃出城外。伯夷亦不肯就任，也逃到城外去。後來都城裏的貴族擁立孤竹君另一兒子繼任，而伯夷、叔齊在野外遇上了，決定投靠以善待長者見稱的姬昌（後來被周朝追封為文王），作為終老的安排。
攔截義軍 冒死直諫
他們在途中遇上一支軍隊，主帥原來就是姬昌的兒子姬發。他在戰車裏供奉着姬昌的靈位，正要為民請命，推翻暴虐無道的紂王。兩兄弟知悉情況，馬上攔阻那支意氣昂揚的義軍，並批評姬發兩大罪狀──父親的喪葬之禮未安頓，馬上啟動戰端，是為「不孝」；身為臣子，以下犯上，是為「不仁」。姬發的侍衛亮劍要殺害他們，幸好軍師姜子牙調停，說他們是「義人」，煞住了侍衛的怒氣，然後把他們扶到路旁，讓義軍繼續進發。
不食周粟 殉道首陽
後來姬發率領義軍推翻了商朝，是為周武王，天下萬民都奉他為領袖。然而伯夷和叔齊並不認同這個新王朝，覺得作為周朝的子民是一種恥辱，於是退隱首陽山，堅守原則，不吃周朝土地種出來的糧食，只靠野菜維生。據《史記》的說法，最後兩人都在山上餓死了。他們臨終時低唱的絕命曲裏，有一個震攝千古的警句——「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不念舊惡」的深刻意義
伯夷、叔齊的故事之所以成為中國政治倫理的經典，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的行為充滿懸念，令人再三回味但又不能三言兩語說得透其中的道理。
司馬遷在記述兩兄弟的生平之前，引述了孔子的說話，從人格修養的角度讚許他們因為「不念舊惡」，所以心裏應該沒有什麼怨恨。「不念舊惡」這個成語現代一般解作不把別人過往對自己的傷害放在心裏，是一種待人寬厚的態度。不過伯夷、叔齊的事蹟與別人是否給他們帶來傷害無關，應有更深刻的解釋。
按照故事的內容，他們兄弟二人反對周武王伐紂，除了「孝」與「（狹義的）仁」的角色考慮，更重要的是對普遍道德原則的堅持──對待他人不應考慮對方「過去所作的惡」（「舊惡」），更不該承襲對方過去的惡行，以牙還牙，以暴易暴。所以，他們兄弟倆儘管不滿意武王伐紂，但沒有步他的後塵，圖謀以暴力對付他或推翻周朝的政權。
在文本裏，「不念舊惡」的意思大致與劉曉波那句「我沒有敵人」相近。（註2）
那麼該怎樣對待那些犯了彌天大錯的當權者？按故事裏伯夷、叔齊對姬發最初的兩個批評，他們認為每個人必須素其位而行，做好自己的角色──為人子者，盡子之責，父親離世無論如何要好好辦妥喪禮才處理其他事務；為人臣者，無論如何要盡忠職守，竭誠輔弼君主，進盡忠言，成人之美──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基礎不至崩壞。這種「力挽狂瀾」而不是「推倒重來」的從政原則，大致反映儒家保守而風險較低的政治哲學。
從另一角度看，道德潔癖的風險在於「犬儒病」（註3）和不正視罪惡的「鄉愿症候群。」（註4）
怨與不怨之間
孔子覺得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心裏應該沒有什麼怨恨。而司馬遷則以他們臨終時所唱的哀歌為證，提出異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並以兄弟二人餓死首陽山，善人得不到善報質疑天道不公，縱容罪惡。
其實這兩種評價並沒有矛盾。孔子就個人的自我成全來說，伯夷、叔齊為自己訂立的原則堅持到底，體現了「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自反而縮（自我反省無愧於心），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那首絕命之作確有哀傷的感慨，但主要的關注在於上古的盛世賢君已飄然逝去，生於以暴易暴的亂世，誰都沒有了依靠。
孔子在乎做人的道德操守，強調他們沒有因為個人得失而怨天尤人。司馬遷着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註5），揭示歷史的迷思，為善良的人遭受「反淘汰」的厄運而抱不平。
歷史判斷與道德判斷
現代的讀者或者會感到疑惑──歷史告訴我們，紂王是個惡貫滿盈的暴君，商朝傳位到他氣數已盡；而周朝推翻商朝，以封建、宗法治理天下，享有幾百年的盛世。要救民於水火難免付出代價，試問不用暴力如何能推翻暴政？政治上的道德潔癖可能是暴政的幫兇，伯夷、叔齊不是太固執了嗎？
其實這些都是歷史回顧的觀點。事情過去了，成敗功過白紙黑字都有了定論，當然可以怪責某些頑固分子阻擋歷史潮流，干擾地球轉動。可是，回到歷史的現場，在頹敗政權的壓榨下，當然有許多傷痛的故事，但要推翻暴政應由哪些人付出代價？在當下的現實生活裏，每一滴血都有腥味和痛感，每一個生命都是天地間僅此一人，每一剎青春都有蝴蝶效應的無窮想像，還有，那8000子弟兵的牽掛如何補償？身為將帥固然要戒慎恐懼，作為旁觀者要不要思考：這是一場等價交換嗎？為什麼犧牲的是他們，而不是你？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邪惡分子，但普天之下有更多無辜的庶民。他們在暴政橫行的末世已有許多無可奈何的委屈，要是有人聲稱「為民請命」，維護那些沉默大多數的權益是不可推搪的應有之義。所以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註6）
回到伯夷、叔齊的事蹟，他們實在無從確定姬發將來是個文明的領袖，只見到他如何處理父親的喪事，如何以下犯上破壞綱紀，怎能把善政的盼望都押在他的身上？
悲觀地說，以暴易暴強者勝，這樣的歷史由無數生死相搏的故事堆疊而成，只不過是血淋淋的「相砍書」而已。世上有多少英雄人物在使用暴力奪取政權之後功成身退，還政於民？
信仰的力量
或者有意見認為，伯夷、叔齊都是建制派，只會為當權者「維穩」，對紂王的殘暴置若罔聞，怎可承受讚美？
如果單看攔截義軍一事，只聽他們關於「以下犯上」的批評，或者可以這樣說。不過，再看第一個情節──兄弟二人都視權位如無物，甚至仰慕姬昌的善政，離開所屬的鄉土而投靠他；後來形勢逆轉，姬發成功奪權，天下都臣服於他的王朝，建制派最懂得接受現實，甚或趨炎附勢，但他兩兄弟的抉擇完全超越了個人政治利益的考慮，體現了宗教的殉道精神。這種信仰的感召一般士卒未必受用，但稱他們為「義人」的姜子牙肯定領略到。
回顧現代史，有一個現象很值得研究──200多年來東西方多個國家都發生了推倒舊政權的革命，可是到了近30年，大部分標榜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政權都倒台瓦解，僅餘的都要抓緊人民的信仰，配合當權者的造神運動。今天人們掛在嘴邊的「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對於下線的社會問題而言，的確是個合理的訴求，但往上線檢討，或者會透現一個解決困局的可能──政治問題要靠廣義的「信仰」解決。
所以秉承儒家道統的韓愈把伯夷、叔齊視為政治倫理的座標人物。（註7）
信仰是個內涵豐富又莫測高深的文化引擎，怎樣啟動「祂」來催化人類的文明，是一門大學問。
「狂者」與「狷者」之間
如果細看伯夷、叔齊兩兄弟的行為，不難發現某種微妙的道德力量──沉着的氣概、柔韌的擔當，以及平和的殉道精神。
孔子說他本來想將學問傳授給性情中庸的弟子，可是這樣的人實在不多，只好接受「狂者」和「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其實社會的進化亦隱含這樣的格局。每一次社會變革總有人湧上前線衝鋒陷陣，亦有人站在瞭望台盱衡大局，超越當下的政治矛盾，以人性和文化的視野透現道德危機，發出文明的警號。
人的不同性情大概也是常態分布的。各時代的性情組合，由混沌狀態隨機鋪演成當下的人性光譜，再互動整合成一代人的命運。在開放的社會裏，每個人都可以各顯其生命的意義，感召他人，引領文明的發展。
後記
政治舞台上的戲碼沒有預告片，既然生於亂世──其實各個時代有各時代的問題──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面對社會危機，各本其性情，各守其分際，各據其體會，各按其知聞，互相參詳制約，謀定而後動，三思而後行就是一代人修成的正果了。
注釋：
註1：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
註2：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註3：胡平〈犬儒病——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
註4：《論語‧陽貨》：「子曰：鄉愿，德之賊也。」
註5：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註6：《孟子‧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註7：韓愈〈伯夷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