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與勇武派的街頭武鬥，至今仍未平息，沒有人知道何時能平息。官方不回應主流民意關於「止警暴」的呼籲，亦拒絕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既不為七二一、八三一事件道歉，亦不建立各方對話平台、展開有益的談判，更未提出緩解官民糾結的有效辦法。
10月16日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有「雨過天青」的願景。其自信來自「更大膽」的民生舉措：面對社會抗爭高昂，只要讓基層市民分糖，就能獲人心。
面對官民、警民失去互信和社會失序之局，派糖式的民生舉措，難挽回失去的人心；自恃阿爺支撐，依賴建制派投票機器和警方武力，是無法重建官方公信力、平定亂局。
逼上梁山去 六政治因素
6月以來的社會抗爭，以和理型民眾為多數，參與街頭游擊戰的勇武派並不多（註1）。最近興起的街坊派，多為隨意性，以「監察」警方街頭行動為主要取向，有的扮演「守護孩子」角色。
抗爭的參與，大體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一類。逼上梁山的六大政治因素，或可以下列關鍵詞歸納：
兩制邊界，身份認同，普適價值，獨立思考，普選特首，官方偏失。
九七主權轉移後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這是中共中央及其政府對港人的承諾，寫入《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按《基本法》的規範，香港有「一國屋簷」（一國的主權地位及權利），也有兩制邊界：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保留原來的自由社會制度、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等。尊重「一國屋簷」和兩制邊界的清晰，應是一國兩制的標誌（註2）。
非常遺憾的，紅朝對兩制邊界的衝擊，近幾年大大增強。鼓吹「講政治」、「黨委領導一切」和「偉大鬥爭」，透過人大釋法、選舉DQ、愛國教育等，侵蝕香港的自治，許多港人感受到陸化（大陸化即赤化）的加快、擔心兩制變一制，質疑50年不變的承諾。其中，紅色政治預審式的DQ制，被視為公權暴力。
「送中案」引起港人對大陸司法弊端的焦慮（註3），期望維護「免於恐懼的自由」，並觸發以和理型請願為主的社會抗爭。
身份之認同 是第二因素
社會抗爭的第二個因素，關乎身份認同。
據幾家大學的民意調查，多數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自認是香港人，不認同是中國人（實指大陸人）。與北京官方「愛國主義教育」預期的身份認同，相差太大了。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不能說成是「港獨傾向」。本欄的解讀是：
一，香港人和大陸人在觀念、生活方式、素質等方面差異大；
二，保持（維護）香港原貌、排拒陸化，亦無「港陸融合一體」的心理準備，因而有「光復上水」之舉（自由行引進太多的奶粉、尿片水客，妨礙上水居民的生活秩序），對大灣區設想冷淡。
身份認同涉及制度認同。許多港人視香港有社會制度優勢，並不感受大陸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有年輕人網上留言：在大陸上網不自由，要翻牆太費事有風險）。制度認同的差異，影響了身份認同和「融合」。
有民間社會 普適價值觀
第三個因素，關乎價值觀。
香港是自由開放的國際都市，資訊傳播自由和教育發達；又有民間獨立傳媒、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在相對於大陸較自由、視野較廣的環境下，港人普遍接受普適價值，諸如自由、平等、法治、人權、民主、公義、人格尊嚴、生命價值。
「送中案」引發的社會抗爭，執着於社會公義、人權的追求，對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和監察政府的期待，是很自然的選擇。
極權社會外 能獨立思考
第四個因素，是獨立思考。
在自由的社會制度下，人們有言論、新聞、出版、思想、宗教信仰和結社自由，這正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內涵之一。
上述的自由和教育發達、國際交流，令許多港人特別是年輕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不接受愚民、造神的紅色愛國主義，排拒紅色國教。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社會沒有自由制度。近幾年的教育主要功能，是「聽黨話跟黨走感黨恩」和定於一尊、絕對服從；在宣揚「講政治」、「偉大鬥爭」之下，強調「兩維護」（維護核心地位、維護權威和集中統一）。
在極度集權的社會，大多數人以盲從、逢迎換取生命的安全或追求飛黃騰達，哪能有獨立思考？這正是港、陸的兩制差距。
普及而平等 特首普選權
社會抗爭也涉及行政長官的普選權（普及而平等選舉權），這是另一項政治因素。
立法會結構大傾斜，在偏離公正的制度設計中，功能組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會內表決模式亦向建制派傾斜。
港人不滿民主步伐停滯，期望逐步推行政治改革，改良立法會結構、行政會議不再是橡皮圖章，更希望盡快實現普選行政長官。
普選權是寫入《基本法》的民權，也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25條規定的公民權，官方並未推動、促成港人享有這項公民權。
官方的施政偏失、未有效緩解「送中案」引發的社會危機，也是社會抗爭持續的政治因素。
各方須談判 促政治改革
官方應正視社會抗爭背後的政治因素，包括兩制的差異（諸如司法、生活方式）；思索社會抗爭者的期待，尋求政治解決的可行之路。
首先，透過建制派、泛民派之外的第三方協助，建立與抗爭方各派對話、談判的機制，而不是各說各話、空喊「放下分歧」，不去切實緩解政治糾結。緩解糾結，與成立宏觀層面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息息相關。
七二一事件和八三一事件相繼發生，暴露官方缺應變力、失公信力，失去建立「光明磊落」形象、挽回人心的契機，導致不相信「官話」者大增。
本文原題〈緩解政治糾結才有雨過天青〉，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