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很國際化，往往為了前途或理想不惜離鄉別井，遠赴外地謀生。以筆者為例，當年為求學及科研，於八、九十年代在英國及德國工作合共生活了16年，期間認識了不少「港漂」。他們的適應能力都很強，不費多時便能融入當地文化，開展新生活。
香港在過去30年曾經出現過多次移民潮。1983年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為了香港回歸的安排與中國多番談判，最後雙方達成協議，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制訂香港回歸祖國的時間表。當時由於香港在150年的英國殖民地文化熏陶之下，對於中國治理文化毫不認識，不少人擔心回歸後香港會出現顛覆性的改變而萌生去意。
1989年六四事件更困擾不少港人，激發他們舉家移民。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大批市民對回歸後的經濟發展失去信心，決心移民外地重建家園。
澳洲、美國、英國、新加坡及台灣都是港人的移民熱點。每次移民潮除了導致大量資產流失之外，人才外流（brain drain）亦在所難免，大大影響社會整體發展，例如有豐富行政經驗的高官移民，令政府內部青黃不接，出現斷層。
「良民證」申請數月增50%
近期自《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的暴力事件，弄得人心惶惶，市民擔心香港未來政局不穩、經濟波動及教育失衡，引發起另一浪的大型移民潮。據悉，警方在6月至9月期間接獲超過一萬二千名市民申請「良民證」，比起去年同期增長了約50%，特別是9月分申請數目更是倍增，這反映出不少香港人有急切的移民意向。
筆者認為今次香港人選擇暫時離開香港發展是不爭的事實。政府面對這次移民潮絕對不可以處之泰然，袖手旁觀，白白讓香港的人才外流至歐美各地。
所謂「肥水不流別人田」，筆者相信「粵港澳大灣區」是首選福地，建議政府可以與大灣區其他夥伴城市（包括澳門）協作創造就業及創業機會及條件，然後鼓勵香港專業人才到大灣區發展。筆者相信隨着大灣區經濟朝向自由市場化、國際化的目標發展，香港專才在區內必然十分之吃香。
除此之外，香港政府也不能把自己的人才白白奉送給其他城市，並要設法避免兩個問題，一是港人才在其他地方創業就業對香港有什麼貢獻？二是他們日後會否留在他方不再回來？
工業方面，要紓緩首個問題，政府可以創造誘因，促使本地業界推行「前店後廠」，即生產線設在內地，國際銷售留在香港，企業在香港納稅。
另一建議是仿效類似美國全球徵稅模式，在大灣區推行香港人適用的兩地入息稅及營利稅，但稅率不能太高，不然的話港人港商便會放棄大灣區選擇移民外國。
回到筆者老本行，在科研方面，各大學應該多利用自己在大灣區已開設的研究所（例如港中大在深圳南山區的深圳研究院），把香港的科研項目遷移到內地。若要有效落實「港深科研」，政府必須推行「港水過河」，把項目經費以一筆過非實報實銷的方式調撥至內地研究院使用。
此外，香港研究人才在大灣區及香港工作時間需被同等看待，使港人不會因為逗留大灣區時間過長（例如超過半年）而失去了本地權利（例如申請政府研究基金的資格）。
至於第二個問題，筆者相信當香港生活重回正軌、經濟復甦，移民大灣區的港人便會考慮回家。這絕非妄想，回顧1983年、1987年及1997年移民潮，離鄉別井的港人均朝着本港發達的經濟，陸續回來發展。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