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以前辦公室的當眼位置張貼了司馬相如的《諫獵書》作為學校管理的自我鼓勵和鞭策的說話，內容如下：
「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其大意是：「聰明的人在事端尚未萌生時就能預見到，智慧的人在危險還未露頭時就能避開它，災禍本來就多藏在隱蔽細微之處，而當人忽視它的時候，災禍卻會發生。」所以筆者習慣與同事一早為學校訂定好學校的長、中、短期的學校發展計劃，而在操作的過程中提高警覺，一方面可配合當前和當刻的需要，而去調適有關計劃，另一方面亦可避免因掛一漏萬而為學校帶來不必要的衝擊或創傷，好實踐「遠見於未萌」和「避危於無形」的原則。
鬥爭轉移到學校戰場
看見近幾個月的社會抗爭運動變化，年青人由之前的「和理非」方式示威，演變成近兩個月的「勇武」抗爭，當中更有多人因違法而被捕（截至11月4日的警方公布數字，由2019年6月9日至10月31日，因示威被捕人數已達3007人）（註1）。有個別激進者，甚至將仇恨帶到與他們政見不同的人士，隨時用「私了」去解決問題，許多人更因此而受傷或被拘留。很痛心！不過，到目前為止，有關運動似乎還沒有終止跡象，而且勇武參加者更有年輕化的趨勢。
今天，部分鬥爭更轉移到學校戰場，有人破壞學校公物、藐視學校紀律、挑戰校長與老師權威、恐嚇及逼脅其他異見同學等，情況使人憂慮！許多中學由9月開學至今，有人在校內集結、罷課、舉辦人鏈活動、呼叫口號、唱革命歌曲、張貼標語、到處塗鴉，更有個別學校邀請校外人士和校友到校分享運動訊息，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學校老師大多不願或不敢公然和學生正面衝突，盡量展示關愛、包容，務求希望社會盡快平息事件，回復正常面貌。今天學校管理所遇到的張力和壓力之大，前所未見！
有時我們會對一些已習以為常的東西看成平常不過，對任何新鮮事物或不大了解的東西卻提不起興趣去認識，對創新東西又不想學習；久而久之便會變得落後、因循和守舊，愈來愈與時代脫節，沒有時代觸覺！對周邊事情置若罔聞、無動於衷！所以當危機出現，不知所措！
一般沒有應對危機處理經驗和已設立一套特定整全應變計劃去處理突發事件的學校，或師生關係比較疏離和缺乏互信的學校，有關校長和教師便會容易變得投鼠忌器。看見社會運動由和平示威變成勇武抗爭，學校都不敢就事件表態，以免觸動學生的情緒。因此什麼也不做，也不敢禁止或阻止學生出外參加示威行動，唯有不斷讓步，甚至對某些學生激進行為更是置若罔聞。最近一項有關學校在國慶活動及國情教育的調查更顯示（註2），受近期社會氣氛影響，今年普遍學校慶祝國慶活動明顯減少。當中有約一成半學校未有舉辦慶祝國慶活動，有約五分之一學校計劃減少內地交流考察團……問題如何解決？有什麼出路？
預早在學生成長時期，多播放正向教育的種子
有人會問，為什麼現在大部分香港的學校都被社會運動所攻陷？是因為學校未有做好公民與品德教育？學校沒有和學生們建立一個良好互信及尊重包容的師生關係？還是因為學校未有重視國情教育，不認識中國歷史文化與國家的最新發展？又或是因為大部分學生欠缺國民身份認同而藉有關「反修例運動」去宣洩長期對香港特區以至中央政府表示不滿？似乎今天的學生們好像已操控了學校的節奏一樣，他們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罔顧校規與學校正常秩序。
歸根究柢，在動盪的社會氣氛下去進行正規的學校教育是有難度的。因為許多學者（例如Asmal, 2001; Klerk & Rens, 2003；Smith & Montgomery, 1997）都相信，預早在學生成長時期，多播放正向教育的種子，或進行有計劃的品德教育去塑造學生的品格，會有助有關國家或地區政府去管治，同時也可減少國家或地方青少年犯罪率和社會動亂的發生。英國因連串恐襲、汽車炸彈等事件後，重新提出要重視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美國在多次校園暴力及社會槍擊事件後，也把品格教育放在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上。北愛、南非亦因社會動盪和校園欺凌事件經常發生，亦在21世紀初時，大力推動價值及品德教育（Value and Moral Education）（Klerk & Rens, 2003）。
Klerk & Rens（2003；368-369）在其論文中指出南非教育失效的歸因，他們認為：
“The absence of discipline in schools, self-discipline among learners and educators, as well as the overemphasis of individual rights, are causing negativity in schools because good quality education cannot take place … The absence of internalised values based on a specific life-view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one based on Biblical principles) can be seen as one of the root causes of discipline problems in South African schools. Any attempt, therefore, to address discipline problems will have to start with the instilling of values based on specific life-view perspectives in schools.”
剛過去的一個星期，本地教育局楊潤雄局長在回應傳媒查詢港專學生破壞校園事時，也認為推行品德教育是停止校園暴力和回復學校秩序的最佳方法。不過，翻查2000年教改的文獻中，要在學校推行德育或價值教育，不是已說了多年嗎？根據鍾明倫等（2018）於《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的文章（註3），他們綜合不同文件所示，「價值教育」的概念首次出現於 2000 年的諮詢文件（課程發展議會，2000，頁 29-30），文件建議教師透過「生活事件設計價值教育課程」（參閱諮詢報告書附錄七，頁 93-97）教育學生。2002 年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也提出香港需要培養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正面的價值觀（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也具體指出學校教育應培育五項價值觀，包括：「國民身份認同」、「責任感」、「尊重他人」、「堅毅」和「承擔精神」（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2-3）。
為什麼今天學校的價值教育推行，竟在一個社會運動的衝擊下便潰不成軍？既然學校已為學生早早播種了品德教育或價值教育的種子，但為什麼，香港的社會的街頭示威演變成暴力抗爭、破壞行為，仍然可以如此容易便走進校園，而且愈演愈烈、愈趨年輕化？甚至並無遏止趨勢？
為塑造學生健全良好品格而一起努力
筆者沒有一個既定的標準答案去說怎樣做才能糾正這個社會亂象，但如何令校園變成一個學生樂學、互相尊重、包容和充滿感恩的地方，建立一個永續的、融洽有序的關愛校園，起步點仍然是一個，那就是要用愛心去經營和帶動品格塑造的歷程，終極目標是為學生提供充裕的空間，逐步推動學生的價值建構由認知到感知，轉化至以行動實踐正確的品德行為，協助他們建立個人的抱負，利他利己的美好人生。
再說，Jim Collins（2009）認為，今天的社會現象和組織失效有關，而其錯敗原因在於焦點判斷錯誤，忽略了最核心的工作。在教育現場來說，學校教育的核心工作自然就是學生的品德成長、正確的價值觀建立，德與才皆需兼備；而導引學生取得有關學習成果的當然是專業教師的因素了，當中包括教師的身教言教、教學素質、教師領導效能、師生關係、教學期望和整體教學專業社群的道德修養水平等，我們做得到嗎？在過去教改課改推動價值教育後，我們能不能成為我們成長中的孩子的良師典範呢？以下引用一位研究者 Jane Mathukhwane Serakwane（註4）在她學術論文的總結作為筆者對教育工作者的呼籲和期盼，去重申教育工作者在推行品德教育的角色和一些重要推行原則：
“Empowering learners to make intelligent decisions, to accept consequences for their decisions and be equipped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This can be achieved by providing learners an opportunity to think, act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Educato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choice empowers. Educators should empower learners to be in charge of their own behavior and learning and to feel confident that their needs are met. In this way they will be fostering self-discipline…… Inculcation of values and thus developing the learner’s character. Discipline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the inculcation of values. Inculcation of values develops character and enables learners to be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t is thus the role of the educator to inculcate values and to be a good role-model for learners.”
要為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懂得分辨是非對錯，勇於承擔責任，敢於為犯錯行為負責，真的是很艱難嗎？各位教育界朋友，我們可否攜手重建校園，為塑造學生健全良好品格而一起努力、共勉？
註1：另11月1日至3日的拘捕行動中，再有325人被捕，年齡由14至59歲不等，見2019年11月4日《明報》A4版記載。
註2：教聯會10月向全港學校發問卷，2周內收204個回覆，中學教師佔66個，小學教師有78個，幼稚園有60個。調查問及學校近期的國情教育活動有否減少，20%受訪學校指減少國情教育的相關活動，其中有43%減少升旗禮，近30%學校減少締結姊妹學校，21%表示減少唱國歌。
註3： 鍾明倫、李子建、秦偉燊、江浩民（2018）。「香港課程改革下的價值教育：回顧與前瞻」。《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17卷，頁19-33。
註4： 論文為：ESTABLISHING DISCIPLINE IN THE CONTEMPORARY CLASSROOM，參考自https://repository.up.ac.za/bitstream/handle/2263/26541/dissertation.pdf?sequence=1
參考資料：
Asmal, K. (2001). Pride vs. arrogance: The new patriotism. Saamtrek: Values,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Conference Report. National Conference. Kirstenbosch, 22-24 February 2001.
Collins, J. (2009). How the mighty fall: And why some companies never give i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De Klerk, J & Rens, J. 2003. The role of values in school discipline. Koers, 68(4):353-371.
Smith, A. & Montgomery, A. (1997). Values in education in Northern Ireland.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Council for the Curriculum,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基礎教育課程指引》。香港：政府印務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諮詢文件）》。香港：政府印務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香港：政府印務局。
鍾明倫、李子建、秦偉燊、江浩民 (2018)。「香港課程改革下的價值教育：回顧與前瞻」。《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17卷，頁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