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學子論五四兼容並包是宗旨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國史教育中心10月12日（周六）舉辦今年首場「名家講座」，由該中心校監丁新豹教授主持，浸會大學歷史系一級講師范永聰博士與4位「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得獎者──來自港大的林俊朗、周正賢，以及來自中大的李謙諾、梁文輝一起，分別闡述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及顧維鈞在五四及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

講座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范永聰博士等5人分別簡述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及顧維鈞的事蹟；第二部分則是討論，由講者與現場觀眾互動。上期已刊出范永聰博士講述陳獨秀的思想，今期繼續由林俊朗和周正賢介紹胡適和蔡元培的思想。

林俊朗：胡適盼中國文化融合西方思想

林俊朗介紹胡適的重點，放在胡適如何嘗試把西方思想帶入中國，以及如何在引進新思想──例如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實驗主義──的同時，保留中國人傳統的智慧。

他引述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有一次在中南海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胡適）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我手寫我心批評「三不朽」

胡適推動白話文，強調「我手寫我心」，這個主張在今天的教科書仍可見到。除了語言文字上，將西方現代的價值帶到中國，他在政治上、哲學上，以至其他文化範疇都有不同的貢獻。

胡適批評古人推崇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範圍都很含糊，因此提出「社會不朽論」，即是人在社會上的行為，都會影響後代，都應承擔起自己行為的後果。因此，胡適並非主張全盤抛棄中國文化，但他認為有需要變革。

從清末的洋務運動，到民初的新文化運動，當中存在着兩種主要矛盾：一些人主張「全盤西化」；另一些人則強調要防止外來文化入侵，這個矛盾到了今時今日的中國以至香港仍然存在，值得我們反思。

胡適晚年的英文遺稿，指出中國的固有文化底蘊深厚，如果能夠融合西方思想，將更能發揮中國人的人文精神。

小結：一個有底蘊的文化，不會排斥外來文化，而是善於融合外來文化，使自己的國力得以提升。在21世紀的今天，對於中國文化，我們不應只停留在背誦的層面，而是要深入了解，從而反思有沒有需要改進，或者保留的地方。

胡適推動白話文，強調「我手寫我心」，這個主張在今天的教科書仍可見到。（Wikimedia Commons）

周正賢：蔡元培關心學生亦苦勸上課

周正賢先介紹蔡元培的生平：1868年生於浙江紹興的蔡元培，是前清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甲午戰爭後，開始接觸西學。1898年戊戌變法，康有為登場，蔡元培沒有加入維新派，卻同情他們的理念，尤其欽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最後，維新失敗，六君子被殺。蔡元培選擇離開翰林院，先後在紹興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任教，提倡新學。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弘一法師）和蔣夢麟（北大校長）都是他的學生。1904年參與成立光復會，次年加入同盟會，任上海分會負責人。

倡自由學風挺身保學生

1907年，蔡元培到德國留學，除了學習西學外，也因對革命心灰意冷，「所圖皆不成，意頗倦」。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後回國，翌年任教育總長，其後因不滿袁世凱架空唐紹儀內閣而辭職，旅居德、法，直至191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展開6年整頓校政的生涯。

在北大，蔡元培鼓勵學生開辦了多個學會，他自己更兼任了新聞研究會會長，帶領學生演講或討論，並下放權力，讓各學系教授互選領導及制訂教學內容。因此，五四運動前夕北大的自由學風，跟蔡元培有莫大關係。

1917年，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並促成胡適、魯迅等新派人士入校，同時亦有劉師培、辜鴻銘等保守人士任教，遂形成北大在五四前夕「兼容並包」的自由學風。

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會上，顧維鈞等中國代表要求取消日本強逼中國承認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但提案遭到否決。消息傳到中國，蔡元培選擇告訴學生。5月4日，北大及其他院校學生上街，當日有30多名學生被捕，逾20名是北大學生，當晚，蔡元培承諾營救學生的同時，亦要求學生翌日照常上課。5月9日，蔡元培在各方壓力下辭職離開北大，並在運動結束後，於9月復職回到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