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其龍神父是研究香港教會歷史的重要學者，他曾花了五年的時間，根據香港教區檔案處、羅馬教廷傳信部，以及歐洲多個修會所提供的大量文獻，完成了香港天主教傳教史的博士論文。15年後，論文被譯成中文，在2014年出版了《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一書，將香港天主教教會早期的發展歷程，全面地呈現出來。
夏神父早年在羅馬念神學，70年代初期，亦曾到德國讀哲學。至80年代，他任職天主教香港教區傳播處，並擔任《公教報》的總編輯。為此，他曾赴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傳播碩士課程。90年代初，夏神父調任檔案處主管，其後，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早在4月下旬，已想約夏其龍神父做專訪，因為聽說他將會退休。
夏神父在4月出版了《拉丁語法入門》和《拉丁入門讀本一》兩本新書，而且在5月17日舉辦新書發布會，探討漢語和拉丁語的異同。
我在發布會結束後，直接向他提出邀請，他也答應了。
可是他真的太忙，直到前一陣子，才抽出時間來，接受訪問。
訪談那天，我跟攝影師跑到馬鞍山的聖方濟堂，跟他聊了幾個小時，內容當然離不開天主教研究中心，有關拉丁文、歷史的教學，以及文化考察……
天主教研究中心
話匣子打開，我才知道夏神父已於7月底，在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崗位上退下來。
他說：「我今年已踏入77歲，中大已一再寬限，退下來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年紀，此外，亦考慮到接班人的問題。」
天主教研究中心於2005年成立，主要研究本港天主教教會的發展，十多年來，展開不同的歷史研究計劃，將天主教的發展與香港社會連結在一起，進行相關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鹽田梓──客家村落與天主教」、薄扶林「太古樓」的歷史研究，以及香港天主教墳場、香港各種不同修會的歷史研究。此外，還對香港天主教學校的發展作出深入研究，探索50至80年代香港天主教的教育。
拉丁文的教學
夏神父在中大任教，始於1999年，當時哲學系的系主任關子尹教授，邀請他教授拉丁文。關教授認為學哲學的人，在思想方面的訓練，需要學習拉丁文，而研習拉丁文，亦可加深學生對西方文化的了解。
拉丁文課程為選修科，神父已教了十多年，他的學生，除了來自哲學系，還有英文、歷史、音樂、法律、建築、生物、醫學、藥劑等不同學系。由於他們對自己研讀的科目有興趣，希望學習多一點拉丁文，讓自己對本科的了解更深。
夏神父指出「古代語文是思索人生要義，以及人類何去何從等問題的線索。學習拉丁文文法，不單只可以鍛煉腦筋，還可以提升書寫能力。」
前人早已善用比較的方式，以學習不同的語言，其中十九世紀末，馬建忠參照拉丁文語法研究漢語語法，撰寫《馬氏文通》，開中國語法學之先河。
夏神父亦受到啟發，他希望藉着課程，闡述拉丁文的基本語法，更將拉丁語和古漢語作出對照，以中國古典作品為例，讓學生學習拉丁語時，同時認識古文的特色，從而提高學生對母語的了解，藉此鼓勵學生認識西方文化之餘，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多加認識。
夏神父認為，現代漢語受歐西語言影響過甚，故此不適宜與拉丁語作對比。至於古代漢語和拉丁語，都可稱之為「文言文」，但在語法上，卻是兩個極端不同的系統，不過，二者也有相似之處，那就是言簡意賅。也許，古代文字刻在石頭、陶器、青銅器，以至寫在布帛和竹簡上，不得不簡短。
許多古代語言已不復為今人所用，拉丁文亦不再是日常用語言，看似遙不可及，但在現實生活中仍不時出現，如e.g.、etc.、alma mater、status quo……
一般人對拉丁文望而生畏，覺得拉丁文難學和複雜，夏神父說「主要是因為拉丁文的語法和中文南轅北轍。用中文來表達，如『我吃飯』，先是我，隨即是吃，就是我吃的意思；最後有飯出現，就知道是我在吃飯；拉丁文的語法卻不一樣，次序本身不帶意思，可以先出現『我』和『飯』，而在全句最後一詞，才出現『吃』。因此，用拉丁文來表達，開口前一定要先想清楚好一切，不能順口說出來的。」所以講話之前，要深思熟慮，想清楚才說。
頓了一頓，他又接着說：「此外，還得要學習詞樣變化和組合。拉丁文要透過詞樣的變化以表達意思，例如同是『吃』一字，『你吃』有一個詞樣，『我吃』又有另一個詞樣。在拉丁文中，一個名詞有10個詞樣，形容詞則有30個詞樣，動詞更可以多達200多個詞樣，確是難以掌握。」拉丁文講求準確，不容含糊，對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來說，更不容易。
他隨之指出「1962年召開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拉丁文不再是教會的通用語，但它一直是認識教會傳統的重要媒介，而且在學術世界仍有其影響力。例如新發現的植物或生物，通常以拉丁文或希臘文字詞起名。甚至在學術以外，不少商品名稱，亦取自拉丁文或希臘文字詞。」
夏神父雖然不再擔任天主教研究中心的主任，但他仍然教授拉丁文的課程。除了暑期班，在9月初開課的還有「中世紀拉丁語」。中世紀時代，西歐的拉丁文著作，大部分作者都是神職人員。這個課程的學習材料，以拉丁文文獻為主，要求比較高，如果學生已有修讀拉丁文的基礎，當然會較好。
文化考察活動
「我在歐洲十多年，而天主教教會亦是在西方文化中成長，故此我對西方的歷史文化亦比較了解。」夏神父在歷史系，最初任教的碩士課程是「西方中世紀的歷史」，然後是羅馬帝國、希臘的歷史，就因為這樣，開展了後來一系列的歐洲文化考察活動。
「學生一般對歐洲的了解不多，畢業後便想直接前往那些地方考察。」夏神父遂以導師的身份，先訂立主題，設計一條主線，然後再安排重點考察的地方。
他認為「每一個地方，都有值得深入了解之處，尤其是從亞洲人的角度，認識西方的文明，也很重要。現在我們看到的所謂西方文明，其實很表面，例如時裝、消費品等等。」
夏神父說，最初是以中大歷史系的名義，舉辦文化考察團，但後來因為行政問題，就改用「文明研習社」的名義主辦有關活動。
考察之前，先提供專題講座，內容主要圍繞此行的目的，當地的文化歷史，參加者分組做報告。到達當地視察後，有新的發現，便可以再作分享。每次的行程都安排得很緊湊，讓大家體會不同的歷史時空，總有得着之處，不負「研習」之名。
沙爾德的教堂
自2006年開始，夏神父每年都帶領學生到外地考察。「我較為熟悉中世紀的歷史，配合神職人員的身份，最初便帶他們去看教堂。例如在法國，有很多別具特色的教堂，尤其是哥德式的教堂，可讓學生大開眼界。」
西方的文明很豐富，但他們會盡量避開大城市，例如過巴黎而不入，「熱鬧繁華的大城市，何需神父帶領參觀？」夏神父笑着說。
「從巴黎坐一個小時的火車，便來到沙爾德鎮（Chartres，又稱沙特爾）。我們可以住在這裏，逗留十天，體驗當地的生活，亦可以看到法國人如何處理古舊的教堂⋯⋯」看來，神父已到過這個小鄉鎮多次。
「沙爾德聖母主教座堂（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Chartres），有如百科全書，教堂本身的彩繪玻璃、雕塑、教堂大門⋯⋯全都很可觀，亦值得我們去學習。」這座法國哥德式建築高峰時期的代表作，有「石雕聖經教堂」之稱，精彩之處甚多，一個星期都看不完。
「除了教堂本身值得參觀之外，在最近五、六年，令人驚豔的，還有鐳射藝術，他們將教堂的歷史，透過鐳射光影的變化展現出來。整個市鎮，無論是河邊，還是劇院，都有類似的設計。縱使純粹觀看晚上的鐳射藝術表演，已值回飛機票的票價。」夏神父娓娓道來，教人悠然神往。
毛里裘斯的故事
除了沙爾德，還有另一個地方，夏神父亦去了五、六次之多，那就是毛里裘斯（Mauritius），也就是他的出生地。
夏神父的父親是廣東梅縣客家人，本來在香港一間小型的百貨公司工作。日本將要入侵香港前，老闆將女兒嫁給他，要他們前往毛里裘斯，經營百貨小生意，以逃避戰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光復後，一家子才回香港，神父當時只有四歲。
「這個印度洋的島國，由火山爆發形成，自然生態環境非常獨特，島上的風景很美，生長的植物也很漂亮，值得一去再去。當人類發現這個海島的時候，島上沒有野獸，只有昆蟲、雀鳥。野獸是由人類帶進去的，最初由荷蘭人從印尼將鹿運過去，因為鹿吃素，吃草便可以生存，從此人類便可以吃鹿……」
「毛里裘斯的四周被珊瑚礁環繞，一條白色的海岸線，包圍着整座海島，印度洋的海水不能直接衝擊毛里裘斯，沙灘很美，海灘上的不是沙，是珊瑚殼的粉，既白且幼……」夏神父淡淡道來，宛在目前。
難怪馬克·吐溫曾說過「上帝先創造毛里裘斯，再仿照此地創造了天堂。」（”Heaven was copied after Mauritius”）。這句讚嘆，賦予此地浪漫而神秘色彩。
毛里裘斯引人入勝的，並不僅僅是那些動人心魄的天然景觀，「作為中國人，還可以探索當地的華僑史。」夏神父繼續說下去。
毛里裘斯曾分別被荷蘭、法國、英國佔領，淪為殖民地。第一批華人到此地當勞工，大概在1790至1820間。荷蘭人佔領印尼時，看中了中國人的刻苦耐勞，曾在印尼招聘中國人，其中大部分是福建人，前往毛里裘斯工作。現時，島上仍有很多華人建造的廟宇。
1835年，英國廢除奴隸制。毛里裘斯的奴隸，是法國統治期間從非洲大陸和馬達加斯加販運來的。法例生效後，奴隸翻了身，可轉做合約勞工，但他們不願意再耕田，因為待遇比以前更差，有些人甚至返回非洲生活。由於缺乏勞工，英國人先從印度引入勞工，但四、五年後，因為條件太苛刻，印度政府不再批准勞工出口，於是英國政府轉向中國沿海等地的居民招手。
第二批華人勞工，多來自南海順德一帶，大約在1839年，此時正值鴉片戰爭前夕。毛里裘斯與印度政府談妥條件後，再派印度勞工前來。華人不用耕作，便轉做其他的工作，例如經營小商店。他們熟悉當地的環境，也知道工人的需要，從大城市買入貨品，然後運往山區零售，「例如售賣一支支的煙，一匙匙的油⋯⋯沒錢付帳，還可以『記數』，商人的生意，從零售逐步發展到貸款，借錢給有需要的工人。」從此華人逐漸富起來，搬到市區居住，改做批發生意，然後再發展下去，生意愈做愈大。
第三批華僑，大多是客家人，在19世紀中葉，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失敗後，其中一些遺民漂洋過海，逃到毛里裘斯。
華人對毛里裘斯的發展貢獻非常大。當地有一個名人朱梅麟，是第二代華僑，父親來自廣東梅州，千里迢迢，走到毛里裘斯。早期在山區開店鋪，後來前往市區營商，成為市區商會的主席，在政界繼續發展。朱家在毛里裘斯非常有地位，1968年毛里裘斯獨立後，朱梅麟曾擔任過部長。他的兒子在當地開設銀行，女兒曾在北京任職外交大使。1998年，為紀念他對國家的貢獻，當地的25盧比貨幣上，印上朱梅麟的頭像。從小商人到銀行家到政府官員，這就是他們的家族歷史⋯⋯
談到這裏，夏神父仍意猶未盡，他接着說：「當地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奴隸山』，即莫奈山（Le Morne Cultural Landscape），Le Morne有『悲慘』之意。這座山位於毛里求斯西南部，外形有如《小王子》插畫中那頂帽，山勢險峻，林木茂密，四邊都是懸崖峭壁。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一直都是逃亡奴隸尋求自由的避難所，奴隸被主人欺壓過甚，便逃跑到山上躱起來，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1835年，英國政府解放奴隸，曾派士兵上山通知他們，奴隸誤以為即將被捕，於是決定以一種慘烈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尊嚴，紛紛跳崖自盡。」
正因為這段悲壯的歷史，這座山於2008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時至今日，莫奈山是毛里裘斯著名景點之一，亦成了奴隸解放運動的象徵，揭示出尊重與平等的重要性。每年的2月1日是毛里求斯的廢除奴隸制紀念日，在全島各地舉行音樂會和紀念活動，特別是在這座富有象徵意味的地標。
不一樣的旅程
每年，「文明研習社」會舉辦兩次外遊活動，例如8月中去沙爾德，另一次就安排在12月中，前往不同的地方。由於旅遊的目標，鎖定為文化歷史，通常參觀的地方，大多是教堂、博物館、考古遺跡等等。
文化遊的主題每年不同，每次的地點都不一樣。其中一次，是「朝聖者之路」，由巴黎出發，前往終點──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繁星原野聖地牙哥」）。
另外，2011年的「波羅的海之旅」，也令夏神父印象難忘。旅程的主題有三：一是維京人的南下；二是十字軍的北征；三是琥珀之路。「這次行程既刺激，又豐富，我們也考慮重辦。」夏神父不忘補充。
不過，世界之大，值得參觀的地方還有很多，「今年的12月中，我們會去突尼西亞，考察迦太基文明的發源地，行程宣布後，三天便滿額。」夏神父的「粉絲」甚多，不一樣的旅程，當然很吸引。
「又如埃塞俄比亞，考古學家在該處發現了人類最古老的骸骨，非洲很多國家都用西方語言溝通，但埃塞俄比亞保留了原來的方言──來自中東的閃族語言，因為它從未曾做過殖民地，我們還可以看看那座擁有千年歷史的阿克蘇姆『方尖碑』，它曾遭意大利的軍隊掠走，被運往羅馬，2008年才歸還給埃塞俄比亞。此外，我們還想去波斯帝國，即伊朗和伊拉克一帶。」談到文化之旅，夏神父如數家珍，侃侃而談。
探索文化之旅
眼前的夏其龍神父，溫文儒雅，露出謙和、親切的眼神，說話時不卑不亢，聲音很輕、很柔和，讓人感到很誠懇。跟他聊天，可謂賞心樂事。
無論是說起拉丁文教學，還是文化考察活動，夏神父婉婉道來，娓娓動聽；聽他細述沙爾德的教堂、毛里裘斯的故事，也教人心往神馳……
我們談了三個小時，我不像在訪問，倒像聽了一堂課，經歷了一段文化之旅。
世道莽蒼，風雲變幻，說不準，有一天，能跟隨夏神父習拉丁文，到處遊歷，探索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文化。
固所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