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開始的北愛爾蘭內戰，與今天香港的局面有許多相似之處。北愛內戰起源於「和理非」的民主民權運動，抗爭者以美國馬丁路德金為榜樣，目標是爭取社會公義及政治改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北愛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狀況十分不公平，例如北愛的地方議會選舉，只有業主才有投票權，無殼蝸牛不能投票，擁有數個物業的業主可以有多達六票。
當時在北愛掌權的是「保皇派」，他們主要是新教教徒，支持英國（即聯合王國）及英國皇室的統治，而抗爭者主要是天主教教徒，對英國卻缺乏認同。掌權的「保皇派」漠視示威者的訴求，以警隊武力而非政治手段回應示威者的大規模遊行，雙方對峙不斷升級。警隊初時使用催淚彈，後來是橡膠子彈到真槍實彈，示威者則從拋擲雜物到使用汽油彈甚至炸彈。
墜入無間地獄的不歸路
北愛的民主及民權運動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興起，初期走「和理非」的抗爭道路，不過「保皇派」要維護本身的既得利益、堅決不讓步。抗爭者一方面遭受支持「保皇派」的群眾暴力襲擊，同時要面對警隊的催淚彈及橡膠子彈。一個北愛的記者在1971年有這樣的報道：「催淚煙賦予因共同信念和共同仇恨凝聚一起的人群巨大力量，以對付讓他們吃催淚彈的人。」一些無辜市民被橡膠子彈射擊致盲，更使群眾憤怒升級，部分抗爭者開始使用汽油彈甚至炸彈。在多次衝突中年輕人或者無辜孩童被真槍實彈射殺，群眾憤怒達到沸點，這是北愛內戰的開始。
1969年英軍進入北愛「止暴制亂」，卻陷入內戰泥沼，動亂持續39年，到1998年的北愛和平協議才告平息，期間死亡人數達3500人，傷者達47500人；英軍和警隊的死亡人數分別是711人及311人。北愛爾蘭當時的人口有150萬人，只是香港的五分之一，北愛內戰的血腥程度可見一斑。
諷刺的發展是到了1972年（北愛民主民權運動開始後的5年），北愛的「保皇派」終於接受民主民權運動的訴求（包括接受地方議會一人一票的安排），可惜這些改革來得太遲。經過多場血淚對峙，抗爭者的訴求從社會及議會的改革轉為反對警察暴力，繼而對北愛政府喪失所有信任。群眾要求脫離英國的呼聲高漲，甚至支持激進的愛爾蘭共和軍以城市游擊及恐怖主義的手段擺脫英國統治，北愛由此墜入無間地獄的不歸路。
香港如今的局勢距離北愛的血腥亂局只是一步之遙。所有愛惜香港的人，無論是黃營、藍營、警隊、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解放軍或者武警，皆要從北愛的悲劇汲取教訓；正如邱吉爾所言：「不能從歷史學習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止暴制亂應怎麼辦？
筆者一些藍營朋友，認為只要中央出動解放軍或者武警「止暴制亂」，香港的亂局可以迅速解決。在捱過一輪西方制裁後，香港可以恢復正常，國家也可以繼續發展；不過筆者認為這只是過度簡單化的觀點。
解放軍的訓練主要是應付常規戰爭而非應付城市游擊式的內戰，況且香港人口高度密集，多層大廈林立，城市游擊及自殺式炸彈襲擊，對居民、警察、解放軍或者武警，皆為極大的威脅。當年英軍1969年進入北愛「止暴制亂」，結果陷入長達39年的內戰泥沼，是英軍歷史上維時最長久的軍事行動，英軍介入內戰的慘痛經歷可為殷鑑。
「攻城為下、攻心為上」，無論對香港或者國家，政治解決是上策，武力解決是下策。何況香港領土早已回歸，關鍵是人心回歸；使用武力只會驅使以後多代的香港人愈走愈遠。
香港局面錯綜複雜，雖然絕大部分人不會主動選擇走入無間地獄，不過多方面的持份者，包括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黃營、藍營、外國勢力等等、都有能力牽動香港墜入暴力不斷升級的螺旋。香港要走出困局，需要各方的智慧和克制。如今社會人士固然可以呼籲各方摒棄暴力，不過黃營的「勇武派」沒有嚴密組織（所謂「沒有大台」），分為眾多小圈子。對為數眾多的「勇武」小圈子，力竭聲嘶甚至聲淚俱下的呼籲恐怕難以奏效。
面對動亂，特區政府需要軟硬兼施（而非時硬時軟）：一方面積極回應抗爭者的合理訴求，另一方面要嚴正執法；無論是黃營、藍營的暴力，或者警隊的不當武力，皆不能夠容忍；這樣才能杜絕「私了」的風氣，重建法治的權威。
唯靠中央仁者香港智者
香港雖然有眾多持份者可以牽動局勢，可是其影響力卻有大有小；其中最有影響力和最重要的持份者肯定是中央政府，其次是特區政府；至於黃營、藍營及外國勢力，是影響力較為次要的持份者。
較重要的持份者，不單有較大的影響力，也同時有較大的責任；是以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角色無可取代，幫助香港走出困局也是責無旁貸。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中央政府需要尊重香港制度的特殊性。面對香港抗爭者不斷測試中央的底線，中央領導人需要寬宏的胸襟和器量，也需要細緻的耐性；在另一方面，香港的精英則需要正視，香港不可能與國家對立。「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只有中央的仁者及香港的智者，才能防止香港墜入內戰的無間地獄。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