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死因研究

為香港寫墓誌銘不難,難的是剖析它的「死因」。香港落得今日的田地,原因複雜,但持份者(stakeholder)在政治上的天真(political naivety)肯定難辭其咎。

看來香港的衰退和淪落(the fall of Hong Kong)不但無可避免,也將難以復元(inevitable and irreversible)。沒有人可以阻止港人繼續走他們的自毀之路,一如沒有人可以阻止花兒凋謝和太陽下山。這不是絕望,而是面對現實。

也許是時候想想怎樣為香港寫墓誌銘。墓誌銘是死者最後要說的話,可以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我痛過但活過── had grieved but lived),也可以是對世人的忠告和勸勉(不要像我那樣過活──Don’t try my life)。

一生為自由奮鬥但活得不算自由的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墓誌銘只有三個字──”Free at last”(終獲自由)。自由跟香港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它曾是地球上最自由的華人城市,香港人以他們享有的自由為榮,但濫用自由最終令香港陷入絕境。既是這樣,香港的墓誌銘四字足矣,也是香港給世人的贈言──「善用自由」,英文是”If you have freedom, use it wisely”。

為香港寫墓誌銘不難,難的是剖析它的「死因」。香港落得今日的田地,原因複雜,但持份者(stakeholder)在政治上的天真(political naivety)肯定難辭其咎。

政治幼稚病已病入膏肓

開口「光復」,閉口「革命」,排隊到美國大使館請願和聯合國人權小組作證,又請求美國總統與國會議員幫忙向中國施壓,以為這樣可以重寫歷史,改變香港屬於中國的事實。這些人與現實脫節,所患的政治幼稚病已經病入膏肓。

另一方面,北京以為被殖民155年的港人服了「一國兩制」這靈丹妙藥就會搖身一變成為愛國者。因此對香港境內一切戀殖、反共和仇華勢力通通視而不見,結果教育、傳媒、司法、宗教和多個專業界別失守,保護香港不做反中基地的把關工作徹底失敗,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政治幼稚病?

另一罪魁禍首是只顧自身利益的特區政府官僚系統(bureaucratic self-interest)。自回歸以來,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under the best circumstances),特區政府也沒有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善待市民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善待市民,就是讓他們「幼有所依、少有所為、老有所養」,活得有尊嚴和有希望。這一點,坐擁全球最豐厚外匯儲備的特區政府做得到嗎?有興趣做嗎?那豐厚的儲備用來支付退休公務員的長俸至2046年,可說是綽綽有餘,也似乎已成它的最大用途。

到今日兵臨城下、四面楚歌,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仍然死抱小修小補的「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不放,拒絕動大手術和提出大刀闊斧的改革。漸進主義試圖透過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對現行政策作輕微、局部的調整。林鄭最近成立「對話辦公室」與各界溝通,正是漸進主義常用的手段。在目前如此嚴峻的形勢下,聲稱要顧全大局(don’t rock the boat)的漸進主義只會令政府輸掉全局。可以預期,政府經過溝通和對話後推出的改革只會被譏為「too little too late」(少得可憐,也來得太晚)。

然而「反修例之亂」揭露出最令人痛心的真相,是香港作為一個港人共同體的失敗(community failure)。它採取的手段、釋放的仇恨、製造的對立和得到的支持,反映了香港這個社會缺乏凝聚力,在此生活的人也缺乏彼此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獅子山精神」原來只是令香港人自我感覺良好的空談,「香港是我家」也只是宣傳口號。一個開放、包容社會的核心價值根本沒有在香港生根,難怪一場完美的政治風暴可以把它吹到東歪西倒,叫外面的人驚奇,裏面的人難堪。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評論家,曾任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及《香港01》執行總編輯,現為顧問公司負責人及Exposed主編。

林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