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香港跟新加坡還能比嗎？

新加坡一位91歲的老人走了，一名16歲的孩子因為批評李光耀被送上法庭，這好像象徵舊時代的過去和新時代的來臨，觀察這個新舊交替社會的演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度，就是140萬新加坡人自發地為李光耀送行。

李光耀直到臨終前一刻，直接與間接管治新加坡幾十年，為這個年輕的國家留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經驗與模式，繼任人即使是蕭規曹隨也有政黨、社會精英和富可敵國的國企龐大資金支持，如果拿新加坡這些條件跟香港比較，或許是一個偽命題，但不妨礙我們看看，新加坡究竟有沒有任何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撰文：阮紀宏（聯合國際書院新聞副教授）

新加坡模式比對香港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從建國初期跟馬共和工會的鬥爭，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綱領清晰的政黨，撇除其他因素，在歷次選舉中所向披靡。它有一套嚴謹的選拔人才機制，能夠吸納和提升後進。雖然在上一次選舉中，被6名反對黨逆襲成功，但仍然控制國會87個議席中的81個。雖然得票率下降到空前低點，只有60.1%，但新加坡的選舉制度決定了該黨在選舉中不可動搖的地位。即使有人對選舉制度提出不同意見，但要得到大多數人否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一點跟香港恰恰相反，民意多數支持政改方案，但少數議員反對則不能通過。

人民行動黨對於得票率拾級而下（從1968年的86.7%下降到目前水平），也採取了挽救措施，要求黨員更加「接地氣」，深入基層聽取意見，在制訂政策時要諮詢更多民意，以及投放更多資源在教育方面。但關鍵是這個執政黨得到中產階級的支持，當八成居民能夠「居者有其屋」，而且連買組屋靠近家長的都有額外補貼等等近乎無微不至的照顧，這些人雖然有變革的需求，但是他們不會輕易破壞穩定。

社會精英是整個新加坡模式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佔人口的大部分，這些人犧牲了一些西方模式的自由，也缺乏發財的機會，但有穩定而且舒適的生活，以及工作和晉升的保障，他們是支持政府的堅實後盾。

反觀香港，政治一下子向普羅開放，議員穿汗衫在立法會登堂入室，以講髒話扔瓶子為榮，社會精英不但缺乏高瞻遠矚的視野，反而出現大律師走向街頭政治，連建制政黨也為了討好選民只搞蛇齋餅宴而不敢高調講國家安全。本來是社會穩定支柱的中產階級，卻有部分成為破壞安寧的一群。新加坡與香港的社會精英，朝兩個方向愈走愈遠。

年輕人是社會的未來，早晚要接班也是定律，但如何讓年輕人有序地接班，是每一個政黨、政府都需要考慮的問題，所謂有序，首先是這個社會對於「秩序」有一個相對的共識。沒有共識，就會出現長期的分化，如果分化激烈，就會出現以激烈手段「奪權」，新加坡正在出現有人挑戰原有的共識，而香港則是處於長期沒有共識，甚至是有人要奪權的邊緣。

新加坡對付年輕人有一套？

這次控告年輕人散布憎恨言論（hate speech），香港沒有這方面的法例；新加坡還有一套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香港連制訂有關法律的憲制責任也沒有人敢提。新加坡有少數印度裔、馬來人，宗教問題十分敏感（出租車上能否讓狗站在座位上也會牽涉宗教問題），當然還有國家安全問題。

反觀香港，向來都有國家的保護，種族與宗教一直以來也相對和諧，從來不意識到這些因素可能帶來威脅，也就缺乏敏感與責任。這就是在新加坡年輕人將李光耀跟耶穌比較而要被告，香港有人勾結外國勢力破壞社會秩序也可以逍遙法外的原因。

香港跟新加坡千差萬別，但有一點相同，就是政府有大量的財政盈餘，新加坡將盈餘用於成立國企，淡馬錫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不但控制新加坡各行各業，還積極對外投資，目前是中國和印尼多家銀行的股東，這些國企以前由李光耀，目前由李家親屬控制，當然會成為詬病的地方，但必須指出，任何國際機構都承認，新加坡的廉潔是舉世公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