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年代，澳洲記者Richard Hughes 曾於1968年著書形容香港乃「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九七回歸解決了前者，但就時間而言，仍留下問號。
上周五，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惠譽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所持理由是，持續數月的衝突和暴力行動令一國兩制政治框架的範圍與韌性面臨考驗，且香港與內地增強經濟、金融、社會及政治聯繫，日漸納入國家管治體系。說白了，是怕變「一國一制」。
一國兩制2047年告終？
今次由《逃犯條例》修例激發的抗爭，已演變成一場年輕世代反叛建制的運動，他們對「制度不公義」憤怒，也懷疑一國兩制在變。令人目瞪口呆及痛心的，是仇恨和破壞不斷升級，極端主義主流化。小精靈放了出來，原來我們一直安定的社會可變得如此脆弱，深層次矛盾如此嚴重。有分析說，一國兩制只50年不變，年輕一代到2047年已屆中年，或要進入「一國一制」的終局，由於不看好將來，故不計較「攬炒」、爭決於當下。他們心中有一陰謀論，認定主政者一切都在為「一國一制」鋪路。
從不同角度，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近年均擔心一國兩制走樣。中央怕港人只講兩制、抗拒一國。於是，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一些中央智囊鼓吹一國兩制2.0，批評香港過於「西化」。不少港人則怕中央只強調一國，忽視兩制，動輒以國家權力凌駕特區高度自治權，事事介入，一切直管。因此才日益突顯存在主義危機，兩制關係由兼容走向互防，這不是健康徵兆。
初心為何？八十年代中共在鄧小平領導下，提出一國兩制，於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兩種制度長期共存、互相競賽、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關於50年不變，鄧小平這樣說：「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還要說，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又說「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註）。
當時的邏輯是，內地已在改革開放，因此與香港在制度、社會文化上的差距，隨着歲月只會收窄。但實際上隔閡依然存在，且少了互信。《基本法》始終只保證50年不變，所以問題自然來了，2047年香港會否必然全面融入內地體制，變成「一國一制」？一個於九七回歸前安定民心的表述，逐漸構成將來的不穩定因素，連商界、專業人士與投資者也開始關注。檢討一國兩制及提早思考2047年後前途，便顯得十分重要。在此我提出兩個基本考慮點。
一國兩制只屬權宜？
（一）一國兩制是權宜還是有其實在性必要？一國兩制當然是解決九七歷史問題的權宜性方案，因為「香港獨立」和「一國一制」皆非選項。但一國兩制也是配合中國改革的共贏方案，實踐得好，內地和香港儘管制度不同，都能獲得發展新動力，此乃實在性所在。
當年鄧小平曾鼓吹在內地多建幾個「香港」，以推動現代化及與國際接軌。今天，內地已得出本身獨特的發展模式，不必仿效香港，但以中國之大，更可以容納不同的城市或區域典型和多元的發展經驗（香港、上海、深圳、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東北、中部、西部等等），又怎須硬把香港與內地同質同制化？維持兩制各自特色、互補互惠，應是兩地人民的最大公約數。
兩制推行20多年，實際上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與互為影響盤根錯節。循路徑依賴，相信無人會隨便主張2047年取消一國兩制，一切推倒重來。回歸後既多了社會和經濟上的互動合作，也經歷了政治衝突（如政改、國家安全立法等）。經濟融合對雙方皆有好處，但由於兩制之間存在經濟體積、開放程度和發展水平的「不對稱」（宋恩榮教授分析），也產生諸多張力，包括香港有限的供應能量和承受力問題。一國兩制不應是零和，但多年來在實踐上未有處理好「異」與「同」之平衡，致體制與文化矛盾不減反增。
香港還有價值嗎？
（二）內地經濟崛起後，香港還有價值嗎？歷史上香港的發展從來沒有脫離中國因素。英治年代，香港的轉口港地位依賴的是中國及遠東貿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香港諷刺地受惠於冷戰，加以東北亞及東南亞政局不穩，其自由港優勢展現無遺。內地南逃的工業家和移民勞工，促成第一次工業化及經濟起飛。至1970年代底，內地擺脫文革，進行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北移後，專注服務、專業與金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發揮中國與世界之中介作用。內地近年成為世界工廠及最大消費市場，外資湧入、大型國企民企走出去，香港也從中受益。
不過，香港不再一枝獨秀。1980年代初，香港GDP乃內地六分之一，今天少於3%！上海與深圳的發展速度超過香港。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政治上受制於內地，經濟上也愈加依附內地，看不到優勢和自主所在，失去昔日的自信。香港若只故步自封、不思進取，只會自我邊緣化。中央近年推動泛珠合作及大灣區發展，固有其全國一盤棋的總體規劃，但仍重視香港之全球都會特色對國家和區域發展的貢獻。若把一切都視為「被規劃」及「被矮化」，那是妄自菲薄。
香港的發展正經歷「再次植根」中國的陣痛，二戰後是「中國不好，香港（獨）好」，回歸後是「中國好，香港（才）好」。離開中國，香港沒有出路，希望年輕人明白。2019年政治危機，雖說明民情求改革求突破，但與內地關係的基本盤（fundamentals）不變。香港哪些方面可被內地大城市取代、哪些無法被取代？應踏實思考。因兩制之別，一些他們做到的，香港做不到；但一些香港能做的，他們也做不到。香港的優勢不在硬體，而在軟體（全球性樞紐，制度活力、專業水平、人才信息和市場開放等），除非港人放棄自己。
九七回歸時，內地人民視香港的「異種」為另類實力。香港的身份、經驗與價值，受到肯定，在「一國」下構成相對於大陸體系的精緻的「例外主義」體系。經歷今次危機，香港能否再站起來，端視乎怎樣看待和致力一國兩制，以面對2047 的中國想像及香港例外主義。
註：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215、217。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