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新：港人身份與價值觀不斷改變

去年書展，中華書局給我出版了《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一書，負責與我聯繫的黎彩玉女士，曾建議我多加結語一章，她覺得我還有未說完的話。我解釋，其實我想敘述的過去，並不止於香港的貧窮面貌，還有其他方面的轉變，我也想就自己所經歷和看見的，一一的記錄下來。因此，我要求書名方面，除了點出內容是關於香港的貧窮狀況外，另加解說，這是作者60年來對香港社會的觀察所得；這樣，便可以為自己留有後着，我還要就香港的其他面貌寫下去。

《真實的貧窮面貌》一書出版後，我開始構思下一部書的內容。首先，我仍然不想單憑理論和數字來反映香港的狀況，這類書籍和文章坊間有的是；我想寫的東西，必須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從觀察得來的感受，這樣才可有力的帶出面貌背後的意義。我一個人的經歷和觀察十分有限，也很容易失於片面，有時需要依賴文獻的記錄和傳媒的報道來補充，但我堅持的原則是：記述都是真實的，必須有根有據，不是憑空想當然。

既是從自己的角度看事物，記述難免有偏差，況且年少時沒有寫日記，記憶自然與真實情況有距離，對於這樣的缺陷，我只能安慰自己：人如滄海一粟，不要說社會的整體現象，就是在自己周圍發生的事，自己看到的也不過如盲人摸象。

這樣，本書要記述的是香港哪方面的面貌？我的選擇其實不多。個人的所見所聞十分有限，我的生活圈子從小到大也離不開教育，只有幾年時間從事社會福利工作，接觸的並不是什麼傳奇人物，多是一些中下階層市民。唯一讓我可以憑藉的優勢，是過去60多年的人生歲月裏，除了一年半的時間在英國求學，其餘皆在香港渡過；短暫的旅遊或出外進修是有的，但沒有超過一年的時間。所以，從戰後到現在，我呼吸的是香港的空氣，香港過去60年來的起伏，大體上也是我的人生經歷，塑造我的命運和遭遇。

想到我的人生經歷和香港社會的變化，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題材，就是我所認同的身份和價值觀。香港是我的居住地，當到了外國時，別人問我來自哪個地方，我自然的反應是說來自香港；若要填寫自己的國籍，1997年前我會寫英國，1997年後因拿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我寫的是中國。不過，無論說自己來自什麼地方，或持有哪個國家的護照，在我的意識裏，只知自己是中國人，從來不會說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

「港人」未必與身份認同有關係

過去寫文章時，我經常用到「港人」一詞，指的是生活在香港這個地方的居民，以地域作為區別，猶如生活在上海的居民，他們也常稱呼自己是「上海人」。「港人」無疑是一種身份，但這身份只顯示他們居住的地域，未必有深層的意義。例如，香港有30多萬外地傭工，他們領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廣義上說，他們也是「港人」；我在大學指導的研究生，不少來自內地，他們在內地著名大學畢業，來了香港唸書，也領有香港居民身份證，不能說他們不是「港人」。其實，如果只有在香港出生的才是「港人」，我也不在「港人」之列；我在廣州出生，兩歲時由父母帶來香港。所以，「港人」只是一種通稱，未必與身份認同有關係。

我不想就「港人」的意思爭拗下去。本書寫作的目的，並非如法院一般，必須給「港人」清晰的定義；我寫本書的目的，是要記述住在這個地方的人，即一般稱的「港人」，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們所持的信念和價值。「港人」既是根據地域來定義，所以我要記述的，就是在過去60多年裏，即從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凡曾住在香港這個地方的人，他們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及他們怎樣衡量事物的價值；這些稱為「港人」的人，或許只曾在五、六十年代時在香港居住，後來移居外國，或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才移民來港定居，但他們都是我要記述的「港人」。

港人的身份認同又是怎麼一回事？我講的身份認同，並不等同個別人士的國籍。以上提了，我出外旅遊時，1997年前填寫的是英國籍，1997年後是中國籍，用意是在外國一旦出了事，當地政府可以知道把我送回香港，因護照上寫明我在香港擁有居留權，或情況危急時，他們可以找當地的領事館為我提供協助。在此補充一句，旅遊證明文件理論上屬簽發國家或地區的物品，持有人拿來作旅遊用途，所以不得修改護照上的內容。

國籍不是本書要討論的，我要記述的是港人的身份認同，即他們是以哪一個群體或組織作為自己身份的表示？先舉家庭為例：首先，我要確定自己屬於哪一個家庭：我是誰的兒子？誰是我的兄弟姊妹？知道了這些關係，我就明白如何與家人相處；家庭給了我一個明確的身份。同樣，我們在香港生活，有共同的感受，同屬這個地方，彼此也知道各自的權利和責任，這就是我們的「港人」身份認同。以上解說仍有點兒抽象，要留待以後說明。作為本書的引言，我還想講的是：港人對自己的身份有了共同的看法，他們會曉得如何與別人建立關係，對政府有什麼期望，政府對自己又有什麼要求。

再以家庭的關係為例，六、七十年代期間，那時做父母的，都希望子女畢業後能考入政府當公務員，職位不用計較，總之當了公務員，飯碗就有保證；當時的用語是「鐵飯碗」，公務員年老時還可領取退休金，不愁「臨老唔得過世」。為什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父母希望子女當公務員？這就得首先明白，當時港人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戰後港人多是從中國大陸逃難來港，香港給了他們立錐之地，但難民的生活十分艱苦，工作時有時無；他們不想子女重複自己的經歷，希望子女找到穩定的工作，生活不致朝不保夕；任職公務員雖不會飛黃騰達，但生活安定，子女就能按部就班、一級一級的往上爬，前途便有保證。當時父母盼望子女入職公務員，是盡了他們做父母的責任，是他們給子女最好的忠告；今天看來，這種想法十分迂腐，可能妨礙子女自由發展的機會，但我們要明白，戰後港人以難民的身份在香港居住，他們對子女的忠告，是他們從難民的角度看子女的前途。

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60多年來，世界大環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身處在這洪流之中的香港，本身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也隨時代不斷的改變。港人生活在這千變萬化的香港，他們的身份怎可一成不變？當戰後來港的難民逐漸成為過去，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接踵而來，他們對事物的看法自然與父母不一樣，對自己的身份也會有不同的體會。我們得承認，過去60多年來，港人的身份不時改變，不只一次，是多次的改變，連帶他們對事物的價值觀也不斷改變：什麼是對？什麼是錯？60多年來，港人的價值判斷就這樣前後出現差異：往日是尊卑有序，今天講的是平等、自由。或許有人慨嘆：今不如古、世風日下，但改變了的身份和觀念是無法挽回的，我們就算不能欣然接受，也必須明白箇中變化的原因。

這就是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要把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的變化記錄下來。我經歷的事物和觀察的範圍都十分有限，但我願意以自己所知道的，說出我的感受：或許是喜樂，或許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