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修例風波過後，香港如何走下去？

反修例風波的緊張稍為和緩，特首林鄭月娥開始構建對話平台，邀請各界人士會面，商討香港未來去向。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是獲邀者之一。他認為，林鄭新一份《施政報告》毋須沿用傳統方式論述每一項政策，只需集中處理當前急務就可以。「特別的事，特別處理，集中討論現在全城最關心的問題：香港如何走下去？」

「民眾不信任政府，年輕人不信任政府，傳統體制的力量，無論泛民和建制都失效。整個政府由警隊撐着，這不是好現象。」張炳良認為，現在社會沒有互信，要解決問題首先要降溫，不降溫就什麼都解決不了。但降溫都要逐步來，要建立基本的信任才能和解。

修例反映港人對政府不信任

張炳良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最主要的矛盾是基於兩地制度的分別，基於香港人對內地制度的不信任，修例將矛盾爆發出來。「修訂《逃犯條例》是針對在內地犯罪逃到香港的犯人，並不是因為香港人做任何事都移交去內地。但香港人仍有憂慮，以為修例就是『送中』，有任何事就去內地受審，反映大家都互不信任時，顯示深層次矛盾。」

張炳良覺得政府處理修例時，無助減低市民的揣測和憂慮。「一個巨大爭議的法案，任何政府都應該給社會多點時間消化，給多點時間說服社會。如社會有任何顧慮，政府會解釋清楚，減少擔憂，集中處理分歧，這是正常做法。」

他認為政府急於解決問題，助長更多人對修例擔憂。「回顧三隧分流方案，政府也放棄計劃，為何今次修訂《逃犯條例》避開法案委員會，直接將草案提交大會？今次霸王硬上弓，是否背後有原因？」

張炳良希望林鄭月娥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工作，「既然她説“The bill is dead.”，dead就是撤回，這是程序手續，為什麼不肯做呢？」

政府應重新思考後續

事後孔明，假如林鄭月娥在6月9日100萬人遊行後，撤回修例，形勢會變得怎樣？張炳良認為，如果林鄭願意撤回，遊行人士成功爭取，政府變成輸家，就沒有後續的抗議。但他回想，當時政府說修例工作非進行不可，但面對群情洶湧，形勢處於被動。

張炳良認為，政府面對惡劣的局面，應重新思考後續。「我覺得政府應該清楚地去想往後怎樣走。不應見步行步。當時最重要是令局面即時降溫，即是要止血。」他認為林鄭一直不肯止血，局勢不斷出現新變數，不斷出現警民衝突，令勇武派是贏家，「和理非」是輸家。反觀法國總統馬克龍面對黃背心運動，民望跌到最低時，立即止血。

張炳良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最主要的矛盾是基於兩地制度的分別，基於香港人對內地制度的不信任，修例將矛盾爆發出來。（亞新社）

回歸後體制上的問題一直存在

張炳良曾在2012年至2017年擔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2014年經歷過佔領運動。被問及上屆政府與現屆政府的分別，他認為今屆政府開局較好，擺脫佔中後的惡劣環境，但政治體制內在仍有不足，社會深層次矛盾仍在，結果今次在修訂《逃犯條例》下爆發。「回歸以來一直累積的體制上的問題並沒有消失，會藉着一些事件爆發出來。像燒炮仗，沒有藥引就不會燒着，《逃犯修例》正是藥引。現在精靈已從瓶中釋放出來，返回不了過去。」

張炳良分析2014年佔中運動和2019年反修例示威的成因。他指出兩件事都牽涉體制的問題，2014年政改牽涉中央，2019年修例涉及兩地司法制度。他認為兩件事分別在於佔中是「由無到有」，反修例是「由有到無」，民情反應大為不同。「爭取民主和普選是要得到原本沒有的東西，但沒有失去現有的東西；而修訂《逃犯條例》、23條立法就是失去原有的自由。」

香港不可走出一國兩制

對於示威者叫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看法，張炳良認為任何抗爭者，特別是年輕的，口號一定革命化。「他們喊『光復香港』，並不是香港淪陷了，而是想找回以前所熟悉的香港，對香港很有執着。如果香港完全脫離一國，中央就有權干預了。怎樣都好，要維持法治，香港不可能走出一國兩制。」他認為一國兩制並不是國家的缺陷，而是特色，令香港發揮不同的制度，整個國家都得到好處。

有人認為一國兩制裏，一國重於兩制。張炳良回應，從憲制邏輯來看，中央政府的看法是沒有錯的，沒有一國哪有兩制，但國家安全與民主制度互不矛盾。「一國兩制就是說，北京願意接受一個統一中國的前提下，有一個不同制度的香港，但不脫離國家的，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尊嚴和統一。香港要根據《基本法》自行立法，保障國家安全。香港要實行高度自治，但最高仍以維護國家安全至為重要。由於實行自治，行自己合適的民主方式進行自治，所以民主自治和國家安全不應該是必然矛盾。」

從中央來說，憲制上對特區有政治權力，但從現實管治角度看，張炳良覺得過去中央政府相當放手。「我覺得放手是對的，因為港人治港的精神，就是香港人承擔起自我管理。為何香港700萬人選不到領袖呢？如果香港人選錯領袖，就要付出代價，承受結果。」

有人擔心2047年後，一國兩制變得如何？張炳良希望繼續延續一國兩制，並認為一國兩制四個字充滿想像，可以互惠互利，不是零和遊戲。「一國兩制是以靈活、充滿想像的方式發揮它的精神。如果香港做得好，令內地覺得香港這顆明珠還有光芒。香港人不當內地是敵人。兩地制度不同，就按各自的制度發展，甚至交往。」

張炳良認為一國兩制並不是國家的缺陷，而是特色，令香港發揮不同的制度，整個國家都得到好處。

香港絕對有民主的空間

香港有沒有民主的空間呢？張炳良肯定地回答：「絕對有！」他表示香港的公民社會相對成熟，公民的文明相對優秀，有條件搞選舉。

有人認為民主就會亂，張炳良不同意，並用市場作比喻。「市場有自我規條，如果不尊重市場精神，才會亂。市場基於道德、規範，民主都要有這些元素。」他不贊成抗爭者衝入議事廳。「英國即使面臨脫歐危機，但示威者不會衝入議會，因為尊重議會的神聖。如果香港人欣賞外國的議會制度，沒有理由破壞議會制度應有的尊嚴。」

民間要求實行雙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由直選產生。有人認為普選能解決香港現時的矛盾。張炳良認為普選象徵了香港人自回歸以來追求民主的基礎。但他認為，面對政制問題不是單靠雙普選解決，還要顧及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考慮政治文化，考慮政黨是否成熟，政黨能否治理香港。

張炳良認為民主制度怎樣發展，要跟中央政府協商。「香港人認為民主進程太慢，想快一點，進程的快慢，要香港說服北京。有時民主進程未必如想像那麼快，但即使如此，有前進比沒前進更好。」

如果有機會重啟政改，從中央政府來看，會堅持8‧31框架。但8‧31是起點，不等於沒有想像空間。只要大家實事求是，面對香港管治上的缺陷，大家都想解決問題，空間是人創造出來的。「我覺得如果想重啟政改，以8‧31為起點。如果泛民仍反對8‧31框架，就無法交談。回看《中英聯合聲明》產生過程，1982年雙方南轅北轍。中方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英方認為三條不平等條約國際上仍有效，如果大家都堅持就不會和談了，但當時大家在堅持下仍然和談。北京堅持8‧31，泛民支持普選，是可以坐下來一起談，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

張炳良認為普選象徵了香港人自回歸以來追求民主的基礎。但他認為，面對政制問題不是單靠雙普選解決。（亞新社）

掌握民心是成功關鍵

張炳良認為，掌握民心是成功關鍵。「現在是民心之戰，誰能爭取民心就是贏家。」他以六七暴動作為民心轉向的例子，為何香港人由支持中國政府，改為支持殖民政府？

「最初5月新蒲崗塑膠花工潮，張炳良當時只是中三學生，非常同情工人，很討厭警察。當時殖民地政府沒有八十年代開明，中國人在香港只是二等公民，所以很仇視政府。直到左派放炸彈，無差別傷害平民，民心反向另一邊，覺得維持治安很重要。」

需不需要有問責官員下台才能平息民憤？張炳良從任何國家的經驗來看，政治上雖難以解決，但遇到重大的危機時，覺得重組政府令社會重新出發。「英國約翰遜擔任首相，雖然脫歐未明朗，但社會重新出發，有新希望。」

物質無助解決青年問題

林鄭月娥經常用「學業、就業、置業」概括青年問題，張炳良同意青年在這三範疇有憂慮：青年難入學，就業工資不高，置業難，但他認為香港的青年問題不是單純的三業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要令青年人前途有希望，一國兩制要如何走下去，「我希望北京願意了解香港青年問題，不是單靠派錢能夠解決。在大灣區提供創業機會，對整體年輕人發展有幫助，但現在的結不是那麼單純。」

他不完全反對派錢，但不建議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香港近期經濟差，加上中美貿易戰的衝擊，及早幫助工商業中小企提供紓緩措施是公平的。不過我反對漫無目的地派錢，我希望用得其所，用派錢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是無效的。」

張炳良簡介

張炳良教授於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並兼任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香港海運港口局主席、香港物流發展局主席、香港機場管理局董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

1974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社會學及經濟學。其後於英國阿斯頓大學取得公共管理學碩士學位，及於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政府研究哲學博士學位。他曾任香港教育學院（即今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及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專注研究管治、公共行政及公共政策，著作超過100篇學術期刊文章和書章，以及超過10本專書。他於2010年共同創辦亞洲公共行政學會，曾任會長。有關香港的中文論著包括：《變與不變：危機與轉型下的管治之道》（2001）；《公共管治策畧：特區八年政策得失》（2006）；《管治香港的難題：回歸10年反思》（2007）；《反思香港發展模式》（2009）;《不能迴避的現實──回顧任局長五年的房屋政策》（2018）；及《不能迴避的現實──回顧任局長五年的運輸政策》（2018）。長期活躍於社會及公共事務，曾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及消費者委員會主席。1995－1997年為立法局議員及其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離開局長崗位後，他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