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有港人情侶赴台灣旅遊，少女被殺，客死異鄉，少男兇手畏罪潛逃返港，東窗事發遭扣查。不過，港台間欠雙邊逃犯移交安排，漏洞明顯，緩兵之計只好檢控其他罪行，判監有待移交受審。死者雙親愛女心切，四處奔走鳴冤不果。
事件擾攘至今年2月，特區政府始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及相關法例，堵塞漏洞。鑑於時間倉卒，疑犯服刑期滿在即，必須於是年度立法會休假前三讀通過，始有望將其繩之於法，彰顯公義。
匆匆審議 引來疑慮
回歸前，香港沿用英國法律處理移交逃犯申請。若有雙邊協議，香港蕭規曹隨；若無協議，可依法按次審理。回歸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即使全國法律也須本地立法始實施。故此回歸前夕，經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拍板，制定《逃犯條例》及相關法例取代。按照國際慣例，《逃犯條例》分有雙邊協議移交及無協議單次移交兩部分。鑑於香港日後與內地、台灣、澳門同屬中國主權，雙邊逃犯移交變成內政，英方不得越俎代庖，須留待回歸後跟進。
故此《逃犯條例》明文規定，單次移交安排不適用於其他中國地區，原意是有待簽訂備忘協定，有如「中港更緊密經濟合作協定」（CEPA）。或許百廢待舉，千頭萬緒，特區政府好整以暇22年仍未完事，到今年2月才急急建議修法，刪除單次移交不適用中國其他地區的限制，為移送命案疑兇往台灣受審鋪路，但卻因低估當中阻力引來巨大政治震盪。
匆匆的諮詢只有短短20天，草案隨即刊憲，提交立法會審議。原稿雖有不少修改，各界仍疑慮重重，審議乃一波三折，先有草案委員會主席難產，後有直接提交全體大會二讀表決。修例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餘波愈演愈烈，令政府陷管治危機。
兩個月來，幾乎每星期均有市民上街遊行，先有反對倉卒修例，後有要求交代善後，而集會後總是意猶未盡，爆發激烈衝突。尤為甚者是近來更演變成野貓式集結，打游擊式的遊行，甚至是發動全港大罷工，看似沒大台，卻能高效動員，在大小示威抗議和包圍政府建築等行動中更能呼之則來、揮之則去。警民衝突幾乎無日無之，實非社會之福。
還記得年初拙文〈沙中線爛賬剪不斷理還亂〉，應用臨床心理學家艾伯恩（Eric Berne）的交際對答論（Transactional Analysis），分析政府處理手法得失。
試重溫其理論概要，有家長（權威）、成人（理智）、孩童（耍戲）等三種範式，而人際把戲有日常、夫妻、派對、性別、黑道、諮詢、好事等七大類，共有12條主線，例如「捉賊拿贓」（Now I’ve got you; you son of a bitch）等。姑且放下主觀是非、撇開政治立場不論，從心戰角度分析，政府修法及善後之得失，對研究學者而言是難得真實案例，也給修讀心理學及政治學同學上一堂實務課。
立會夠票 強行通過
政府稱修例「初心」為枉死少女討回公道，也堵塞法律漏洞，既為神功也為弟子，出師有名；加上建制派在議會內佔了多數，滿以為勝算在握，能以成人對成人行為範式達致目的，但卻臨門失腳，「甩轆」收場，因反對派改變原來手法，玩預料之外的把戲，政府於是亦玩「力排眾議」（Nobody ever does what I tell them）的家長對頑童遊戲，借苦主打動民意，以攻為守。
另一方面，縱使美歐國家及工商界疑慮重重，政府亦只做了一些讓步，基本上以「拭目以待」（See if you can present a solution I can’t find fault with）應之，揭示當時政府的評估應是：家長對孩童的行為範式勝券在握。
那邊廂，反對派對政府長期缺乏政治信任，因此一直質疑修例動機，批評單方面修例斷送「一國兩制」，玩「理直氣壯」（They’ve got to say I’m right）及「自有主見」（You can’t push me around）把戲反制。
表面行為範式是成人對成人，實際心態範式是頑童對家長，尤其玩不按常理出牌遊戲，因其知道本身並非立法會內多數的先天性下風。彼此分歧大、互信弱，而且政治強弱懸殊，不過一句「反送中」（反對單方修例移送疑犯往內地受審）則一詞多意，挑起不少人心中的恐共、反共、疑共情緒，引發內外疑慮，四両撥千斤，趁機絕地反擊。
針鋒相對耍把戲之餘，更鑽議會規程空子角力。依照規程，條例草案經首讀提案後，主事官員動議二讀，解釋立法原意及簡介條文，隨即押後表決，轉交議員內務委員會審議。除非既簡單也無爭議，內務委員會須成立專責組審議，參與議員互選主席，按慣例由資歷最深者主持，向來順利。
反對派遂有機可乘，伊始拖延審議，務求條例不能如期通過。況且台灣質疑香港藉修法變相否定兩岸現狀，即使通過也絕不申請移交疑兇；反對派更振振有詞，指摘政府別有用心，更放肆玩「狡兔三窟」（How bad I’ve been? See if you can stop me）把戲。在這招牽制下，條例草案委員會擾攘多時也無法選出主席，遲遲未展開審議。
缺乏互信 抗爭升級
政府自恃十拿九穩，繞過條例草案委員會，直上立法會全體審議，快刀斬亂麻應變。指摘反對派口是心非，玩「自作自受」（See what you made me do）及「咎由自取」（You got me into this）把戲。不過，有人認為政府設局，玩「請君入甕」（Now I’ve got you, you son of bitch）把戲。唯其後事態急轉直下，乃始料不及。
擾攘中，政府宣布暫緩修例，事件本應告一段落。但因缺乏互信，反對派堅持必須「撤回」，政府應對上卻拖泥帶水，抗爭行動乃不斷升級，哪怕隨後有修例已「壽終正寢」之說，反對派得勢不饒人，仍拒不收貨，政治訴求愈叫愈高，於是演變成無日無之的官民對立，爾虞我詐。
政治博大精深，人情練達是文章，艾伯恩的「對答論」擲地有聲，洞悉人性虛實，乃心戰天書，值得朝野參考。孟子《離廔篇上》曰：「得民心者，得天下」。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論政曰：「有人以為中庸之道不可取，世事哪有非黑即白之理，凡事有折衷。大道中央地面廣闊好用，兩端不論左右是排水地溝」。是回修例小事化大，引起軒然大波，觸碰多方政治底線，動搖社會安定基石，說到底是政治互信極為薄弱之故，唯這方面的修補在社會嚴重撕裂且十分政治化下，卻極為不易。
值得思考的關鍵問題是，若繼續以頑童對家長的「耍賴」行為範式發展下去，甚至如網上言論所說的寧可「攬炒」，那麼香港可以休矣。唯這樣的結局哪些人得益？哪些人受害？社會大眾相信早已心中有數。
在香港百多年的歷史上，無論是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1925-26年的省港大罷工，以至於1966及1967年的兩次大騷亂，其實沒有一個令港英政府「跪低」，只會在事件平復後再作管治及施政調整。從政治現實上說，這次事件哪怕仍會曠日持久，但應該同樣不會脫離歷史窠臼。
參考資料：Berne, Eric. 1964. Games People Play: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Relationship.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