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修訂《逃犯條例》，社會弄到嚴重撕裂。雖然有人提出過不同的和解方案，但雙方都沒法真正坐下來談。反對派雖說願坐下來談，但前提是要先全都答應他們提出的五項條件。建制派覺得，這等同完全跪低，再沒有什麼好談，只能任人魚肉。再者，反對派自稱沒有大台，亦不打算透過他們主張的民主方式，選出可以代表他們的運動領袖，建制派想和解亦沒有和談的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主流民意都傾向和解，社會卻找不到一條可以走向和解的路。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和解可以先從自己的家裏開始。如果連有血緣關係與經濟關係的家庭成員都沒法和解的話，社會和解只是一句空話。
就我所見，香港有不少家庭成員在政治議題上都有嚴重的分歧。年長的一輩，基本上傾向保守，亦即是想盡量維持既有的制度，最多做些小修小補，這樣社會要冒的風險輕些。但年輕的一代比較理想主義，心目中早有一套終極方案，他們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甚至認為和北京商討香港的前途也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會覺得，與北京交往，等同投降，幾近賣港。
近年，香港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愈來愈疏離。平時各有各忙，有空就沉醉在自我感覺良好的網上世界，相互間的交流甚少，不太清楚家庭成員的政治傾向。今次事件鬧大了，影響到大部分成員的實際生活了，加上其中有些成員實際參與了一些政治行動；那就令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議題已避無可避。這時，大家才知道，原來成員之間的看法竟是分歧得這麼嚴重。一碰就各有各的信念，各有各的原則，可謂已接近有你無我的階段。
尤其是有部分年輕的態度十分強硬，如果父母不忍氣吞聲少說兩句，他們甚少肯在言詞上先作退讓的。結果，父母在家裏對政治議題，提也不敢再提，但求免傷和氣。
但這不是好辦法，因為不把意見講出來，雙方就會存在着愈來愈多的誤會，下次碰撞時，衝突就會更加激烈。
我建議那些家庭成員中又有黃又有藍的家庭，為免成員各走極端，變成勢不兩立，可定期在家裏舉行供兩派溝通的家庭會議（或家裏一向有搞）。可以事先約法三章，大家都有權選擇自己想講的議題，每人都有陳詞的機會，別人不可打斷，但之後其他人可以提出不同或相反的意見。發言盡量對事不對人。
這樣，正反相方的意見都有機會得到充分表達，誤會應該可以減少。再者，真理愈辯愈明，當大家不但看到對方的原則立場，還可以看到對方的立場究竟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所用的理據與自己的有何差異。這樣大家一定可以對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這是一切社會和解都需要的基礎。
我知道，要搞這類溝通會議並不容易，但不搞更不容易和解。家庭和解應比社會和解更有條件，希望家庭先搞起來，逐漸可以發揮社會影響。
溝通可先務虛再務實
被「反送中」撕裂的家庭，應透過增加溝通，希望可以逐步達致和解，因為若果只是避而不談，分歧就會在背地裏不斷擴大，下次衝突的時候就會更難收拾。
有朋友向我反映，他與子女已難以溝通，因為大家的取向南轅北轍，一溝通就變成爭抝，接着就情緒失控，他老婆只好叫停溝通，以免言語暴力會造成更大的撕裂。
我發覺，他們溝通失敗的原因，是一開始就去接觸一些眼前的具體分歧。譬如：警方有沒有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孩子覺得責任在於政府，因為政府沒有及時回應示威者的訴求，才逼使示威者採用更激烈的手段。而年長一代卻覺得，警方有責任維持社會秩序，沒可能任由馬路沒法行車，政府部門沒法向市民提供服務。示威者以肢體攔阻的方式去達至目的，本身就強行妨礙其他人的自由，已可視為是一種暴力，警方有責任制止，他們覺得警方已相當克制。
我說，當雙方分歧這麼嚴重的時候，是不可能立即在誰對誰錯的問題上取得共識的。所以在開始溝通時，可以先務虛再務實。所謂「先務虛再務實」，就是先談一些相對遙遠的，較為抽象的東西，然後再談一些眼前的，較為實際的東西。
年輕人喜歡追求理想，不妨先讓他們抒發一下對理想的看法，聆聽一下在他們心目中，香港的將來應該是怎樣的。聆聽是表示願意溝通的最好方式，可以向另一方釋出善意。
此外，在聆聽之餘，最好找一些位置對年輕人的說法表示認同。那就可以表示，雙方並非完全沒有一致的地方的，取得共識的機會不是完全沒有的。
年長的一代，亦不妨談談自己年輕時曾經有過的理想，以及自己曾為這些理想作過些什麼努力，最後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作了些什麼取捨，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選擇。用自己的實例去啟發年輕人作不同角度的思考是最容易產生實效的。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