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留下怎樣的反腐啟示錄？

香港特首梁振英於23日下午到金鐘新加坡駐港總領事館，弔唁病逝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他向李光耀的遺照鞠躬，並在弔唁冊上簽名，寫着「向李光耀家人及新加坡人民，致以最深切慰問」。也許外人並未留意到，梁振英與新加坡關係密切。他曾是三家淡馬錫旗下公司的非執董——星展銀行、吉寶 KEPPEL（鑽油台，水廠）、騰飛（工業園）。他以前的公司 DTZ 也有不少業務在新加坡。梁做了這三家公司十年非執董，直至參選特首才辭任。

一、廉政，是最驕傲的事

新加坡與香港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繫，特首的個人經歷不過是其中代表之一。同為亞洲四小龍，新加坡與香港一樣，從混亂的政局、破落的經濟中一飛衝天，而後在世界局勢的變革中，挺過亞洲金融風暴，直面中國內地的崛起，並努力穩住自己在亞洲及世界的地位。

無論李光耀的重要理論「亞洲價值」（Asian Value）是否真正得以詮釋，香港、新加坡以及更多的亞洲政治經濟體的發展仍是非常成功。但絕對有一個香港和新加坡得以成功騰飛的共同點不能被忽視，那就是廉政的實現。

2006年李光耀在接受台灣著名雜誌的專訪中被問到：

「回顧過去時最感到驕傲的事是什麼？」

李光耀的回答直接而肯定：

「對新加坡，我覺得最驕傲的，就是我們可以維持一個廉潔的體制。」

二、李光耀掌舵反貪路

一個高效而清廉的體制的建立，的確是值得驕傲的。根據總部設於德國的世界知名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關於全球清廉指數的報告，新加坡每年都位居前列，與丹麥、瑞典、芬蘭、新西蘭等西方發達、高福利國家齊名。

而實際上在新加坡獨立初期，也是貪污腐敗橫行，滿目瘡痍。李光耀於1952年建立的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就是邁出扭轉局勢的第一步。但是，因為當時仍未獨立的新加坡，欠缺打擊貪腐決心，政府結構中依舊官官相護，加上行政部門的不合作態度，使得推動反貪腐工作十分困難。直到1959 年李光耀成立的人民行動黨（PAP）取得執政權，於1960 年修正《貪污防治法》。

自此以後，《貪污防治法》賦予貪污調查局更大的調查貪腐案件權力，並由該局人員以身作則，切斷一切金錢及商業連結，舉發往昔僚屬不法行為，再對貪腐公僕採取嚴厲處罰並淨化公僕生活，才使得該局重新獲得公部門配合，順利推動反貪腐行動。70年代後期，新加坡的廉潔政府已然建立起來。

也正是新加坡當時反腐的巨大成功，給香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參考，也是一種鼓勵。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 ICAC 成立。這也是奠定香港廉潔社會的基石。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也包括香港 ICAC）之所以成功，建立初期配合法律的修訂，執行雷厲風行的肅清式反貪行動是至關重要的。而之所以可以執行這類扭轉式的高效行動，就不得不看看反貪機構的架構及「特權」：

首先，貪污調查局既是監察機關又是執法機關，一般國家的檢察機構望塵莫及；在逮捕、搜查、沒收、刑事訴訟等方面，貪污調查局的局長及特備調查員都具有特權；甚至在調查手段上，都比其他機關有更大的行動範圍，包括要求「披露或提供有關情報或賬戶文件物品，調查不但可以向涉嫌違法者本人調查，還可以調查其妻子兒女」；以及「行為跟蹤權」。

其次，貪污調查局獨立於三權之外，由總理公署直接管轄，對總理負責。這一架構上的特點，ICAC 也是類似，獨立於香港行政、司法和立法以外，直接向特首負責。

最後，就是在中國「打虎」熱潮中受到熱議的高薪養廉。關於這一話題，李光耀多次在不同場合做出過評論，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新加坡公職人員的確有不錯的收入，但在整體新加坡社會中而言，絕對不算是最高薪的人群。反倒是公職人員良好的福利制度，更應該被考慮進「高薪」的範疇中，畢竟薪酬只能算是現代個人財務的一部分。
其次，高薪只是養廉的第一步，嚴厲且「六親不認」的懲罰制度才是更重要的。如果一個公務員因為貪污腐敗而東窗事發，不止不會再有高薪，還將會失去退休金、公積金等一切。此機會成本之大，足以令以身試法者不寒而慄。
關於「六親不認」反貪，李光耀也有一經典案例。1986年11月，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鄭章遠被指控接受營建商賄賂100萬新元。他是李光耀多年老友，事發後向李光耀求情，但李拒絕與其會面。鄭隨後自殺，其家人又請求不要公布此事，但李光耀卻按規定將此事公開處理。今天人們在貪污調查局的展室裏，仍能看到鄭章遠生前寫下的懺悔信。
最後一點，李光耀多次強調，真正建立高薪的初衷，是為了讓公職人員的職位對於優秀人才有足夠的吸引力。這樣的公務員隊伍才是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