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銅鑼灣高士威道的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環境清幽,面向維多利亞公園,是銅鑼灣一個重要的地標。皇仁書院前身是中央書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在1862年創辦,1889年更名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再易名為皇仁書院。(註1)在晚清至民初數十年間,皇仁書院是孕育華南和香港精英的搖籃,曾於該校就讀的學生,遍及全球,有些更在中國的政、商、學界等叱吒一時。本書通過考察和整理1862年至1922年間逾400位該校華人校友的生平,嘗試將這些零碎片段拼湊成一個較完整的論述,從而說明皇仁書院對中國近代化的貢獻,以及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特殊位置。
作育英才逾150載 為社會帶來深遠影響
本書的基礎是筆者的博士論文。書中所談人物,大部分均是其他著作從未或鮮有提及的皇仁校友。學者對皇仁書院個別傑出校友如何啟(1859-1914)(註2)、周壽臣(1861-1959)(註3)、何東(Robert Ho Tung, 1862-1956)(註4)等均有專書或論文研究。這些研究各擅勝場,均是重要的著作,唯皇仁書院創校多年,歷屆學生不計其數。我們所知的校友僅是冰山一角,可發掘的空間還有許多,而1862年至1922年這60年正是重大的轉折時期,西方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意識形態,均在中國發展和扎根,中國社會亦因西方帶來的影響而走上轉型之路。
第六章談的是法學名家和國民政府最後駐英大使鄭天錫(F. T. Cheng,1884-1970)。鄭天錫長期在中國司法界工作,亦曾在海牙(Hague)國際法院當法官,在法學上極有成就。他精通英語,舊學根柢亦十分深厚,故能貫通中西,以英語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之精髓。他有自傳 East and West:Episodes in a Sixty Years’ Journey 傳世,為本書提供重要的事實基礎。(註14)
第七章的主角是羅文榦(1888-1941)。他出身省港富家,早年在皇仁書院就讀,後從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畢業,專研法律,曾任外交總長和財政總長,顯赫一時。羅文榦與陳錦濤一樣,因政爭淪為犧牲品而繫獄。羅文榦英年早逝,有關其身世的資料散落在舊報紙和卷宗之中,蒐集殊非易事。學界對他的認識只限於一鱗半爪,比較系統的傳記尚待整理。本章嘗試拼合各種零碎資料,還原他的一生。
註1:Gwenneth Stokes & John Stokes,Queen’s College:Its History 1862-1987(Hong Kong: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1987),pp. 33,239-240,243-244;楊國雄︰《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9年),頁143。本書為符合歷史事實起見,1889年之前稱中央書院,1889年至1894年為維多利亞書院,1894年起稱為皇仁書院。如討論涉及三個階段,則以皇仁書院統稱。
註2:Chiu Ling-yeong,The Life and Thought of Sir Kai Ho Kai,Ph. D. Thesis,University of Sydney,1968;Chow Lo-sai Pauline,Ho Kai and Lim Boon Ke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ipartite Loyalty of Colonial Chinese Elite,1895-1912,M. A. Thesis,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7;G. H . Choa,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A Prominent Figure in Nineteenth-centur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0);John M. Carroll,Edge of Empires: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張禮恆︰《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