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歸以來至為震撼香港的上個星期，我身在海外，但心繫香港，透過媒體及臉書知悉事態的一些發展，感到很痛心。星期六（6月15日）下午回港當天，趕及看到林鄭月娥特首終於宣布無限期押後《逃犯條例》修例二讀的直播，實際上就是擱置了。但是局面不見得就可這樣解決，因為經歷了此次修例爭議及由此全面發酵的民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發聲，我們應該十分清楚：香港從此不再一樣。
深層矛盾 莫再激化
我自從2017年中離任局長後，一直維持不評論現屆政府工作的立場。因曾身處管治核心的「熱廚房」，我完全明白今時今日政府施政之難、管治之複雜。所以我對眾多每天忠誠工作、服務市民的公務人員，心存感激。離任後我不會隨意指點政府裏的前同事，所謂不在其位，難謀其政也。但是當下的香港，正處於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管治危機，整個政府陷於四面楚歌，公信力和公權力遭到嚴重挑戰，我不能不打破緘默。
表面上事緣於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例建議。顯然政府錯估形勢，無論其背後考慮及法律觀點如何，現實上就是很多人都不明所以然。在社會各界廣泛存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懷疑和質疑下，特區政府似不顧一切但求通過修例，遂只會加深人們的陰謀理論，認為定必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圖，這對修例本身就是一個道德上的否定。政府曾說，很多人誤解修例建議，若此，更不能在社會上不明不白下就通過修例。何況今次罕有地兩大律師團體及無數資深法律界人士均對修例存疑、以至持否定態度，若政府不能說服法律界，又怎能期望一般民眾接受呢？因此擱置修例是必要的，這乃一個按《基本法》須向特區負責的政府應有之義。
但是，修例爭議只是社會累積多年深層危機的爆發點。過去一星期的事態發展，已經超越黨派之間的政治角力與動員，或所謂「黃絲」、「藍絲」陣營之爭了，除了連續兩個星期天以起碼數十萬至百萬計市民（主辦單位說分別超過100萬及近200萬）蜂擁上街遊行抗議外，更有愈來愈多年輕人走出來進行抗爭，甚至包圍衝擊立法會，還有不同社群發動癱瘓性行動。普羅大眾、社會各界都躁動起來，對政府的信任陷入前所未見的低谷。站在前線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處於不斷擴大的抗爭行動的風眼，承受了沉重的政治壓力，這些壓力本應由我們的政治領袖去承擔和化解。
際此關鍵時刻，各方均需冷靜下來，不要讓種種矛盾進一步激化，把結愈拉愈緊、愈拉愈死。我們無論情緒如何激動，仍需審時度勢，不因一時之急、一念之差而令香港陷入無法自拔的死局。面對劍拔弩張的局勢，我們必須避免發生另一場流血衝突。特區政府要從和解、包容、負責的方向去善後補救。
民心已變 回不了頭
我願相信大部分示威抗議的青年學生是出於焦躁、憤怒和恐懼而自發行動，他們關心香港的未來，因為這就是最終由他們這一代去面對的未來，他們怕失去其心中的香港制度和核心價值，卻苦無方法及出路（除了上街呼喊及一些自我行動），因為我們的管治體制經已失效，不能在高度自治下透過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機制去解決分歧、尋求主流共識。特區政府對此絕對不能掉以輕心，不能使人覺得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無論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均不能以為「撤回」修例便可事過境遷，以為風暴之後，一切便「自然」地回復正常生活。因為民心已變，我們回不了頭。
2019年是香港的重要轉捩點。正如我的一代不少受到50年前保釣反殖運動所政治啟蒙一樣，今天不少新生代的政治啟蒙始於2014年的「佔中」及「傘運」，再受今次對修例抗爭的洗禮。他們不認同政府的解釋、不願意疑中留情，因為他們不相信目前的政治制度、不信任其所產生的政府、以至不信任政黨及建制團體。經過此役，政府的正當性可能耗盡，日後管治只會更困難。所以，以為不再進行政改、只搞經濟民生便可走出管治困局，只屬「鴕鳥」心態，回歸20多年的惡性循環只會愈滾愈烈。
香港已經踏進新時代，究竟是最壞的時代、還是最好的時代，視乎我們的領袖及民眾何去何從。我回港前有朋友說：等我回來時，「香港已死」。這是何等悲情的申訴！我認為絕大多數港人（縱使當中政見不同）仍是和平理性、熱愛這個歷史異數的城市的，他們不肯認輸，他們既害怕、焦慮但也十分堅強。是這樣的堅強不認輸之力量，一直在種種困難和逆境中支撐着香港不斷前進。
我那一代的港人見證了香港的現代化成長，成為舉世知名的自由法治之都，我們不會讓香港倒退。我不希望年輕人只因心感絕望而抗爭，為何不可以為希望而創造力量？如何締造希望，是香港朝野內外、跨政治光譜的所有領袖皆應致力的。新時代要求新思維、新出路。悲情只會滋長更多的無力感和宿命觀。
理順民情、在「兩制」之間促進和諧互信、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特區政府的重大責任。為此，不存在面子或威嚴的問題。贏得廣大民眾的信任，就是彰顯公權力的最大依靠，謙卑就是力量。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對時局的反思之一
本系列文章：香港從此不應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