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可以相信他的醫生嗎？
答案只有一個──「需要」。
癌症患者「需要」相信他的醫生，因為：
1、 他需要醫生的專業護理；
2、 在康復過程中，他可能會遇到危機；他需要醫生的專業幫助；
3、 在法律上，他需要醫生的意見和推薦；
4、 在抗癌戰爭中，他需要醫生的合作；
5、 但是，在抗癌戰爭中，他唯一生存的機會是與他的醫生合作。但對付他的新陳代謝，他必須靠自己。（癌症是人體的蛋白質新陳代謝出了問題，就如糖尿病是人體的澱粉質新陳代謝出了問題一樣。醫生只會治療癌症的症狀──腫瘤，而不能治癒癌症的根源──蛋白質新陳代謝！）
6、 患者需要和他的醫生合作，跟隨他的建議。
癌症患者需要一位能與他合作的醫生，而不是一位在他身上運作的醫生。
請參考以下的真實個案。
卡羅爾墨里森醫生（Carol Morrison）
墨里森醫生在賓夕法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醫學院當了12年副教授。她是內科專家和心臟科專家。在過去10年，她復查數以千計的癌症個案;收集足夠的資料和經驗去推翻醫學界對凱利醫生的偏見──「凱利療法（Kelly therapy）不可能治癒癌症，因為凱利醫生不是醫生，只是一位牙醫。」
墨里森醫生弟弟的不幸
某日，墨里森醫生接到她的弟弟大衛的電話。他說他發現左鎖骨上方的頸部有一粒般大的小瘤。他在新澤西（New Jersey）的醫生知道大衛的未婚妻給他的壓力，便告訴大衛冷靜下來；並建議他先解決自己的家庭問題，然後等6個月後再來檢查。
聽到這個建議，大衛的母親進入歇斯底里（hysteria）狀態；並帶大衛去卡羅爾工作的那間醫院。母親的做法合理，因為大衛的父親和卡羅爾，先後通過活檢確診他們患有肺癌和乳癌。
卡羅爾從她的醫學培訓知道，如果那小瘤是惡性，它必定是從胸部的惡性腫瘤轉移過來的。一如所料，原有的腫瘤的確來自胸部，但身體的正常預防機制把它清除了，而頸部的小瘤也被纖維組織（fibrous tissue）包封起來。醫生的建議和新澤西的醫生一樣——先解缺愛情問題和減壓。卡羅爾還是要大衛做一個電腦掃描。結果證實是陰性。
大家都同意觀察6個月，然後再檢查。大衛的母親就如大多數對醫學「識少少」的人一樣，想扮演醫生的角色。她帶大衛去費城的醫學院；堅持小瘤必須切除和通過活檢去證實是否癌症。
一位非常富有的母親和大衛的那份醫療保險，就如在墨西哥鬥牛場的公牛面前揮舞紅旗一樣。只要她願意癌症確診，「一定買得到」。對於癌症騙子，大衛就正是他們的獵物。
第二意見
是時候尋找第二意見了。如果你是富有，又住在美國東岸，你找的應該是斯隆凱特林紀念館（Memorial Sloan-Kettering，全球最大的癌症中心）；如果你是富有，又住在美國西岸，你找的應該是德州休士頓市的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in Houston）；如果你是富有，又住在美國中部，你找的應該是明尼蘇達州羅賈斯特市的梅奧醫務所（Mayo Clinic inRochester，Minnesota，世界聞名的醫院）。
紐約醫生們的意見是：「費城醫學院所採用的治療方案和我們採用的完全一樣；也會和我們處理得一樣好。不過，我們發現大衛的鼻竇有一個小小的腫脹。大衛還是回去費城治療好了，因為更近家，而壓力也更少。」
回到費城，大衛的母親強求做活檢；不過她沒有提及大衛患有鼻敏感。手術是災難；大衛的外科醫生弄破一條主動脈，幾乎殺死了大衛。活檢沒有證實生死存亡的情況；但是全方位的放療和化療還是開始了。
第三意見
大衛的母親，通過患者們的流言蜚語，聽到匹茲堡（Pittsburg）的最新療法後說：「我要給大衛最新好最好的療法」。
在匹茲堡，大衛的頭皮被剝去了；顱骨從耳朵到耳朵被鋸開，然後放在一邊。醫生挖到非常接近腦，取了17個活檢樣本，然後把顱骨放回原處，再把頭皮縫起來，蓋住顱骨。17個小時和200000美元後，大衛離開手術室。
大衛同一時期看了5個醫生。每一個都用不同的治療方案；而每一個醫生都不知道、也不關心其他醫生怎樣醫治大衛。雖然手術和治療都做了，但還沒有一個確診。醫生們能告訴他們的是：「可能是癌症，但我們在活檢找不到。」
大衛的母親非常開心，因為她可以和最好的醫生們一起扮演醫生的角色，即使她花了一部分她的財富也是值得的！
墨里森醫生當然大受打擊。她問上帝：「為什麼這種蹂躪與殘忍的體驗必須降臨在大衛的身上。他根本沒有癌症！」
這個事實可以給讀者參考作為教育和瞭解我們的醫療問題。墨里森醫生，在大衛之前，已見過不少這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