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在我的思想中一直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在芝大當學生時期，讀了周策縱教授純學術的傳世巨著《五四運動史》，也感到心潮激盪。記得當時修過政治學大師鄒讜與尚為年輕後來也成大名的社會學家William Parish合作開設的「中國共產運動」，此書是課本之一，鄒老師嘗言，幾乎整個中國近代史都可稱為「五四時代」，這個時代要等到毛澤東與周恩來去世才算終結。
科學真理不以投票證明
我自己在本報也寫過兩篇長文談「五四」，25年前寫過〈「五四」七十五年祭談民主與科學〉（收集在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5年前「佔中」期間也寫過篇〈理想與現實「五四」與今天的學運〉（收集在拙著《民主與民生的經濟解讀》）。
在上述第一篇文章中，引用過二十世紀物理天才費曼（Richard Feynman）的一段故事。費曼認為科學與民主是兩回事，他曾在加州參加過一個挑選中學數學課本的委員會，竟發現很多人連那些課本都未翻過便去投票。他指出最終被選出的課本充滿謬誤，別的委員罵他為何可認為自己的意見勝得過幾十名其他人的意見，他答曰：雖然他不見得比這些人都聰明，但他卻肯定自己比這幾十人的「平均」要高明。民主投票不正也是找尋一種「平均」的意見嗎？科學真理從來不是靠投票來證明的。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引用了蔡元培所用〈白虎通〉中的典故「殺君馬者道旁兒」。對群眾運動中的錯誤行為若只是喝采，會害死參與者，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
這麼多年過去了，對「五四」尚有更多的體會，它含義豐富，我們可從多個角度繼續解讀它。
按此運動的本質而言，它的核心是一種愛國的反抗運動，其口號中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在後來以「五四」傳承者自居的海外「保釣」運動，有把這口號改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當中包含了對帝國主義侵凌中國及賣國漢奸的不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凡爾賽和議中，中國雖是戰勝國，但竟有把青島割讓給日本之條文，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漢奸章宗祥、曹汝霖及陸宗輿等人仍主張簽此和約，而且政府又未能廢除之前日本強加於中國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
本是和平的示威，但其後也發生了「火燒趙家樓」，以及憤怒的學生打傷了送上門的賣國賊章宗祥，以致大群學生被抓，蔡元培要奔走搭救。但學生其實也不是不知打傷了人，闖了禍，犯了官非；剛好在5月7日有位叫郭欽光患有肺病的北大學生因操勞過度，吐血而亡，學生最終用了無賴招數，把郭說成是被曹汝霖的傭人打死，捧他為烈士，以抵銷傷人縱火的官非。
當時的政治氛圍，在中國經歷過大半世紀帝國主義的侵凌後，愛國主義勝於一切，學生也就不被追究。我們要知，在「五四」時期，民主、科學都是口號，但法制與自由卻不是，對學生違法持批判態度的，最著名的也許是後來香港新儒家思想家的同路人、北大哲學家梁漱溟，他在《國文公報》中撰文，指出學生傷人是現行犯，要服刑，就算曹、章等人如何罪大惡極，縱然學生的行為是愛國急公，也不能侵犯他們。此種批判態度，與大多數港人不認同「佔中」的違法手段，一脈相承。
這裏也應指出，在理念上及行動上，「五四」與佔中尚有兩點重大的不同。第一，在多種民意調查中，佔中從未得到過大多數港人的支持，更遑論授權，但從歷史紀錄可看到，「五四」得到的民眾支持，卻是普遍的。
第二，「五四」的示威原本和平，不擾民，後來的傷人縱火犯法行為並非在組織者的計劃中，而且對漢奸的攻擊，只是出於替天行道的心態。佔中不同，受損害的是無辜市民，而且此等損害是佔中發生前一年多已不斷有人指出的，只是組織者不加理會而已。由此可知，「五四」是一時憤怒下的違法，而且目標無爭議地崇高，但佔中卻是早有預謀的違法，而且在極多（很可能是多數）港人眼中，這達不到義。
五四與佔中的分別
「五四」也是一場倫理運動。「打倒孔家店」是「五四」前後泛濫的思潮，魯迅在「五四」前第一次在《新青年》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痛陳中國封建社會是吃人的社會，要救救孩子，可見當時反孔、反封建、反傳統的思潮如何強烈。
當時也有人主張全盤西化，在社會中引起過辯論。在文化界，「五四」也引發了一場文學運動，「五四」以至三四十年代多位作家，如魯迅、巴金、聞一多、曹禺等，都頗有強烈的反封建意識。這不奇怪，帝國主義與封建思想被視為阻礙救國的思想。也許白話文運動的得到支持，部分原因是文言文是古老傳統的載體。
「五四」時期有「多談問題，少談主義」說法，這本是胡適的觀點，但卻引起不少爭議。用今天的術語說來，我們應重視具體可執行的公共政策，還是永遠糾纏在意識形態之爭上？在今天的香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很可能都應被視作為主張具體政策解決具體問題的族群，但社會中總會有人對具體政策興趣不大，事事泛政治化，緊站與內地誓不兩立的立場。「五四」時期的思潮雖或有百家爭鳴的階段，但最終的主義勝利者，卻是共產主義。
「五四」時期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本來是鼓吹白話文、新文學運動的刊物，但慢慢左傾，最終被陳獨秀等人把它變成共產主義的機關刊物。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法國的勤工儉學，後來成為革命家，絕對都受過「五四」的影響。這沒有值得奇怪的，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本身便是「五四」眾多思潮的帶導者之一，俄國的成功，對相信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中國知識分子吸引力極大。「五四」時期，「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在中國遊蕩」是很貼切的描述。
「五四」有一個核心的文化內容，便是應否把德先生（即民主）及賽先生（即科學）都請到中國。這兩位先生今天在內地與香港有無長進？
我相信負責任的自由，在經濟上主張市場自由，但對民主制度卻一直都有很大的保留。它不是沒有優點，例如它在權力轉移中，是最具和平性的一種制度，但它的功能卻被遠遠的誇大了。
25年前我寫「五四」時，在認知中只知道民主投票機制的兩個缺陷。第一個是費曼指出過的，一般參與投票的民眾，未必都掌握到充分的訊息，投票的結果可能是錯誤的，對大眾不一定好。這一點在今天已得到有力的驗證。英國用最民主的公投去決定是否脫歐，怎知卻弄出個大頭佛，至今尚不知如何收科。
美國及好幾個國家民主選出的領導人，一樣使人對民主制度大失信心。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Texas A & M 大學的演講更使人對此民主大國嚇一大跳，他直接承認他當中情局長時，既說謊講大話又偷竊，並設有學科教人如何這樣做。
第二個缺陷是，40多年前經濟學家早已用嚴格數學證明過，任何的投票機制都是可操控的，即通過不誠實投票可改變投票結果，而且選民有誘因這樣做。因此之故，我們見到的投票結果，根本不知能否反映真正的民意。近年「策略性投票」一詞在香港已很多人用，這個觀念，我可能是第一個人在香港討論的。
近年世界出現一種民主倒退潮，雖慢，但倒退步伐穩定。據美國智庫「自由屋」（Freedom House）2019年版的《世界的自由》所下的定義，民主制度已經從2005年開始連續倒退了13年。此機構把它所說的自由等同民主，我對此並不同意，但為方便起見，暫不理其分別。根據它的指標，2018年只有39%的世界人民生活在民主國家中，世界的國家也只有44%是民主國家；更突出的是，這13年來，民主分數在增加的國家，在總量上一直少於民主分數在減少的國家。
為何民主制度的「流行」程度在退潮？也許上述的兩個缺陷能解釋到部分原因。民主國家近年的政經表現的確不好看，使人懷疑其有效性；又或中國並不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經濟及國力的進步卻冠絕全球，這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絕對有吸引力。不過，我相信尚有另一深層次力量在起作用，這便是在公共領域中，西方國家對科學思想方法的不當一回事，25年前我倒是沒預期到這一點。
中國選拔幹部任人唯才
政制的成功要按什麼標準？一個必要的條件是人民的收入持續上升，生活上的幸福程度每年都能改進。做到此點，必須要有成功的公共政策，能解決人民遇到的民生問題。這便回到「五四」時所爭論的多談問題，而且解決之道一定要基於科學精神，即基於可驗證的大量相關事實，而不是選擇性的事實，而且要有嚴謹的論據。缺乏科學態度，吹得怎樣宏偉的意識形態，終究也不能帶來良好的管治。
很可惜，西方民主國家近年民粹主義肆虐，道聽途說帶來的主觀感覺取代了冷靜思考，鬥爭的興奮驅走了科學精神，使這些地方進入了所謂的「後事實」年代，各家各派自豎旗幟，宣揚互相矛盾的「另類真理」。大家互不信服，世上無人有權威判斷真理誰屬，就算是在美國此等自居為世界領導的民主大國中，總統胡言亂語已是司空見慣，上述蓬佩奧公開承認中情局訓練員工說謊，當中對別的國家用了多少抹黑手段？
有時翻翻香港網民的一些言論，不能不對其無知感到可笑，但我們幾可肯定，他們對自己所言是否符合事實，並不在意，他們只願活在自我封閉的虛幻環境中，若真相或真理使他們感到痛楚，他們會選擇逃避。此種態度當然不符科學求真精神。民主制度有優質劣質之分，但缺乏了科學精神的民主制度卻一定劣質，必然會遇上挫折。美國大量吸納外來人才，科研成果了得，但在公共領域中，近年的排外及對事實的不敬，卻在侵蝕她的國力。民主領袖如此，其他國家會有何態度？
「五四」並無使中國實施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的科技也是近年才剛有大成，但她有一套制度，卻使她在公共及經濟政策方面屢放異彩。在高考中，她是分數掛帥，普通人家子弟一樣可大量進入北大清華。在選拔幹部上，任人唯才 （meritocracy）並不是只說說而已，能升上高位的，大多都要從基層做起，打過木人巷，習近平也要經歷這些階段，我認識的朋友中，有此歷練的不在少數。
此種歷練要求參與者幹出成績，他們若不實事求是亦即尊重科學，不易成功。就算她的政制如何被西方國家視作有問題，中國人才政策所帶來的科學精神，卻使她有強大力量挑戰科學精神被損耗掉的西方民主國家。「五四」時提倡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諸君子，恐怕沒有預料到這後果。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