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成都七中實驗學校食品安全事件成為中國的特大社會新聞，在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巨大的反響。但這實在是說不上新聞，只是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這些年來不知道已經發生過多少次類似的事件，食品、藥物、幼兒園、醫院等等很多領域，隨時都會發生類似的安全問題。每發生一次，社會就躁動一次，但平息下來之後，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等待着下一次發生，所不確定的只是不知道下一次會發生在哪裏、發生在誰身上。
一旦這樣的事件發生了，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的監管問題，認為這是政府監管不嚴所造成的。的確，監管問題也是這些年政府所強調的。實際上，各級政府都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每次發生，有關政府部門就會面臨來自社會和上級政府的雙重壓力。這樣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甚至會對政府的治理合法性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因此，每當這樣的事件發生，有關部門都會信誓旦旦地保證做好監管問題，找出該承擔責任的人，很多人也受到了相應的懲罰，有被送進監獄的，甚至也有被執行死刑的（尤其是藥監領域）。不過，從這些年的經驗來看，不管怎樣的監管，都顯得蒼白無力。
監管是出了事情之後的監管，等出了事情再去監管，就比較晚了。通俗地說，監管類似於救火，着火了就自然要去救。但一旦起火了，損失就已經造成了。因此，就需要尋找更深層次的原因，探究為什麼監管無效，是否可以在源頭上控制甚至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誰也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如果能夠找到源頭加以防止，無疑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是什麼原因導致現有的監管無效呢？監管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難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宣稱有完美的監管制度。但中國監管問題的起源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存在着一種可以稱之為「制度隔離」的現象，即監管者和普通人民並不在同一個制度體系裏面，或者他們表面同處一個制度體系，但被一種制度所隔離。筆者從前稱這種現象為「城堡現象」，即中國仍然有太多的特權系統，這些特權系統把監管者和老百姓隔離開來。
長期以來，醫療、教育、住房、食品等領域都存在着特權系統，以至於人們說，除了空氣是官員和人民共享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官員獨享的。除官員以外，有錢人因為有錢，也可以仿效政府製造出自己的特供系統。很顯然，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大型民企，都有自己不同形式的「特供」系統。這樣，留下的或者被特供系統所「拋棄」的便只是普通民眾。
在醫療方面，中國盛行的實際上一直是傳統類型的「太醫制度」。各級領導和官員幾乎都有大大小小的屬於自己的「太醫」。政府系統高級官員消耗着太多的醫療資源，退休官員享受着過度醫療和過度照料，形成窮人幫助特權者的醫療體制。在「太醫制度」下，任何有利於民眾的醫療改革就變得不可能，原因很簡單，各級官員的健康乃至生命都和「太醫」有關，這些「太醫」對決策者和權力實施者俱有太大的影響，任何理性的醫療改革方案都頂不上「太醫」對掌權者的耳語。
在教育方面，從幼兒園到大學，各級官員都有自己的渠道和方法，能夠妥善安排和解決子女的就業問題。即使用權力解決不了的事情，也可以用錢來解決，在很多場合都是企業家和商人主動來幫助解決，這尤其表現在出國留學方面。中國官員的工資之低是路人皆知的，但看看哪位官員的小孩不是上的最好最貴的學校？這裏面的腐敗是不言而喻的。
政府和人民互相不信任局面
房地產一直困擾着中國社會，無論是政府還是普通民眾。房地產是政府的問題，也是社會的問題，但絕對不是政府官員的問題。因為社會對房地產（天價住房）不滿，房地產就成為政府的問題。官員的房地產仍然處於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即各級政府官員根據級別仍然能夠享受官員住房。這些年儘管有變化，但充其量也只是「半商品化」，也就是說官員可以取得非市場價格的住房。
所有這些都表明了，儘管政府官員也和老百姓一樣享受着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利益，但他們無需承擔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任何風險。或者說，他們並不是市場經濟的「利益相關者」，而是「利益不相關者」。既然是「利益不相關」，如何希望他們做好對市場的監管呢？設想一下，如果所有官員和普通老百姓一樣，都要在市場上購買食品、藥物、住房、教育等，他們的監管動力機制肯定和現在的不一樣。如果自己也和普通百姓一樣有可能成為市場的受害者，他們就具有了強大的動力去監管市場。
在明了這個問題之後，也比較容易回答如何避免現行監管無效、如何改進監管制度的問題了，那就是廢除特權、拆除隔離官員和老百姓的城牆。這樣做，無論對改善市場經濟環境還是對執政黨長期執政，都具有重要性。
對市場經濟而言，社會的一部分進入市場了，而另一部分卻沒有進入市場，這不能說是一個完全市場經濟。進而，沒有進入市場的這部分人有巨大的能量來操縱市場，這阻礙了市場的發育。更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這部分人在從市場獲取巨大的好處的同時不用承擔市場的風險，這就遏制了市場的「趨善」而張揚了市場的「惡」，並且市場之「惡」是由普通民眾來承擔的，從而使得社會變得愈來愈不公平，愈來愈分化。
從政治上來說，「拆牆」的意義更為深遠，就是要解決執政黨和人民趨向脫節的問題。執政黨和人民脫節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並不是只有中國存在。在1949年建國之後就有所謂的「新階級」問題。當時，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黨執政之後，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和普通民眾脫節。這個新形成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團」被那裏的學者稱之為「新階級」，和之前的基於資本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團區分開來。
這個「新階級」便是人民不滿的來源。為了在中國防止這種現象的產生，毛澤東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反對官僚主義，試圖以周期性的文革方式（即所謂的七、八年來一次）來解決這個問題。不過，文革的性質馬上發生了變化，演變成領導人之間的權力之爭，無論於執政黨本身還是於整體社會，文革都是一場大災難。不過，如何使得執政黨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的「大老爺」，到今天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好的大問題。儘管執政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發生變化，但並沒有落實到具體的體制上。
這些年來，執政黨對之也有諸多思考，希望通過各種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包括定點定人扶貧（「幫扶」）、幹部走訪、考察、在地方短期居住等。不過，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些很難起到有效作用，因為這些最終無一不淪落為形式主義，做做樣子，幹部自己不信，老百姓更不信。這些年，中國社會一直在討論的「塔西陀陷阱」是有道理的，即政府和人民互相不信任的嚴峻局面。
拆掉城堡廢除特權
一個有效的方式就是執政黨主動拆掉城堡，廢除特權，真正把自己的官員和普通老百姓置於同一個系統上。如果醫療、教育、住房、食品等領域官員和人民是共享的，情況就會徹底改變。利益產生責任，沒有利益就沒有責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如果官員變成了市場經濟的「利益相關者」，他們就會想方設法去監管市場。
即使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面前人人平等」也是保證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原則，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在這些國家，往往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市場決定一切是否合理。無論是官員還是資本本身，都是用市場來論證其所享受的利益的合理性。但很顯然，有錢有勢者和無錢無勢者在市場經濟的地位是大不一樣的。儘管兩者都面臨市場，但防範市場之「惡」的能力是不一樣的。這也造成了今天西方所見到的不平等。
不過，西方國家通過幾種方法去防範社會的高度不滿和社會的不穩定。第一，淡化政治權力而強化市場力量，使得多數老百姓即使有怨恨也歸結於市場而非政治。第二，保證市場的開放性，人們通過努力可以往市場的頂端爬，從而提高自身規避市場之「惡」的能力。第三，民主對權力和資本的製約。因為官員是老百姓選舉的，選舉把官員和人民關聯起來。老百姓對市場的不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民主來緩解。官員的合法性來自選票，為了選票，政府就必須對市場進行監管，防止市場對社會過度行「惡」。
更為重要的是，民主產生以來大大促進了福利制度的進步。福利制度的產生和民主制度並沒有什麼大的關聯，最初的福利制度僅僅是資本花錢買（社會）穩定。但福利制度的改進則是民主制度的功勞。儘管今天西方一些國家走向了過度的福利，使得福利制度很難可持續發展，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福利制度則是保證了社會底層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防止社會的過度分化。
新加坡則在西方之外創造了一個能夠消除官員和民眾之間「城牆」的有效模式。儘管新加坡官員的薪水很高，但官員所有的需要都要從市場獲取，他們沒有任何特供系統。官員可以用錢從市場上獲得較好的服務（醫療、住房、教育等），但因為沒有特供系統，官員就會盡責盡力去監管市場。新加坡並沒有像西方那樣的多黨制，儘管存在很多反對黨，但從來沒有發生過政黨輪替。不過，那麼多年下來，新加坡從來沒有發生過西方早期頻發的食物藥品安全問題，也沒有發生過當代中國那樣的食物藥物安全問題。新加坡模式背後的邏輯值得人們深刻思考。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反腐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今天，「八項規定」等深入社會，不僅為普通民眾所歡迎，而且官員本身也是接受的。不過，反腐敗還是在黨政體制之內，迄今為止所出台的諸多製度機制，都是為了預防和減少體制內腐敗。儘管反腐敗制度建設很重要，對體制外的社會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還沒有解決好上述更為根本的問題，即執政黨政府與社會的脫節問題。較之其他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努力不少，例如建設一個群眾性政黨、政黨深入社會的各個角落、堅持走群眾路線等等。
不過，無論是蘇聯東歐的經驗還是中共本身的經驗都表明，只要存在着各種特權系統，執政黨和社會必然就會有體制上的「隔離」。這種「隔離」一旦變得牢不可破，體制內外的對立就會變得不可避免，更不用說是互相不信任了。就執政黨的長遠利益來看，廢除「隔離」制度勢在必行，但這是否會成為執政黨建設和執政黨反腐敗的新戰場，需要拭目以待。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