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不斷反覆老調重彈，說香港不能淪為普通的中國城市，所列舉的觀點毫無新意，只是就新近發生的事情做一些回應，比如《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出台，就說大灣區會模糊香港與內地的界線，然後得出一個香港不能淪為中國城市的陳腔濫調。其實，香港真正需要擔心的是，當內地眾多城市紛紛超過香港之後，香港不能淪為普通城市。
融入發展大局 避免「被普通」
大灣區是鼓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些人一聽到「融合」就馬上跳起來，先是自己嚇自己，然後去嚇別人。這些人在「靠嚇」之前，先要搞清楚大灣區哪些是鼓勵交流、哪些是推進展開、哪些是探索共建，有層次不同，而且做法各異。動輒就將所有問題都上升到一國兩制，要不就是無知，要不就是別有用心。
大灣區規劃綱要涉獵範圍十分廣，大部分的目標是單向或者由單方面執行，希望最後導致共融。比如鼓勵香港醫生到大灣區私人執業或短期執業、研究香港律師在大灣區執業資質和業務範圍、研究開放香港教師到廣東考取資格並任教，這些都是單向開放，而且是在研究階段。至於對香港的要求，「提高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施的可攜性」，也是由香港單方面執行，不牽涉資格互認或者制度互通。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推進香港居民依法投考內地公務員工作，需要研究多久才能有政策？
至於「推進」的項目有幾十個，規劃綱要只是表達一個良好願望，而且絕大部分只適用於內地，比如要推進軍民合作；有些是要在香港實施的，比如推進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也是單向由中央經費來支持的；有些是要共同推進的，比如在生態文明方面，粵港澳碳標籤互認機制研究，既然要共同遵循標準，就必須要互認，但也只是在研究階段。
需要共建但由於標準不一而可能產生麻煩的是，共建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內地在大數據應用，很多方面已經走在世界前面，這是由於國家在個人資料保護方面的法律與規則都不完善下做到的，出現過不少因為個人資料洩露而被濫用的問題。如果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被納入這個系統，確實有保障欠妥的問題。但同時也必須指出，大數據應用的發展，目前還在起步階段，今後將會在更大範圍和更多層次中使用，對商業和行政效率，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香港市民對隱私保護的擔憂是合情合理的，但也不能因為要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證才付諸使用，否則會嚴重滯後。
探索一套共同接受的標準和保障措施，十分有必要，但不能以保護隱私為藉口而不去探索推進。目前內地乘坐高鐵需要實名制，車站用人臉識別來驗證身份，但香港市民的證件不適用，要排隊做人工識別，費時失事，反而使香港人在內地成為麻煩製造者。
大灣區如果要在資訊科技方面建立一個共用的平台，的確需要探索一套新的標準和運作機制。但在共用平台建立之前，香港還是在其系統中單獨運作。在高鐵通車前，反對派不斷「靠嚇」，說在西九龍高鐵站，進入內地執法區便不能享受香港的通訊和資訊自由。筆者親自驗證，高鐵在香港境內行駛，還是用香港訊號，還可以看到世界任何一個新聞網站，因為在香港，是電訊供應商和用戶簽訂的服務協議，在香港提供訊號是協議內容，不會因為坐上高鐵就被剝削獲得訊號的服務。不能將商業協議與一國兩制的政治制度混為一談。
反對派的「獨門暗器」就是什麼事情都扯上一國兩制，然後放大兩制的差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不但不強調兩制差異，反而提出「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其實，善用兩制之利，廣東一方毋須大灣區規劃，他們無時無刻都在用，比如到香港註冊公司成為港資。倒是香港有些人拘泥於大灣區人的稱呼。粵港兩地如何互相利用，有利益驅使的因素，但城市群區域發展，則非要由中央來協調不可。
香港究竟是不是一個普通城市，有很多衡量指標。以經濟規模看，香港的GDP（本地生產總值）在全國城市的排名，已經「淪為」第四，廣州和重慶緊跟其後，如果按增速算，幾年後也會超越香港；一旦被目前排第七和第八的蘇州和成都追上了，那才是真的是普通城市。當然，香港實施資本主義和獨有的司法制度，內地任何城市都不可能享有。如何善用這一個制度安排，又是另一個問題。但如果凡事以獨特的制度安排作為「不是普通城市」的標準和擋箭牌，就遲早會被內地大系統邊緣化，甚至被大市場拋棄，成為一個普通城市。
香港不能成為普通的中國城市，是20年前陳方安生的發明，反對派跟着喊了20年。香港不但沒有因為這些口號而趨吉避凶，反而愈來愈「被普通」了。為今之計，是用行動擺脫「被普通」。行動可能會遇到風險，但不邁出第一步，永遠就會在原地踏步。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