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內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小說改編的科幻大電影《流浪地球》，自上月上映至今已經打破內地電影的票房記錄。以下這篇文章是我與劉慈欣首次見面後不久所寫的。文章完成後3個月左右，我前赴成都參加《科幻世界》雜誌主辦的「國際科幻大會」，再次與他相會，並獲贈一本有他親筆簽名的《流浪地球》小說集。當時筆者造夢也想不到，這個短篇故事會於7年後被拍成電影，並被喻為「開創了中國科幻電影的元年」。
以下是我當年寫的那篇文章。雖然近8年過去了，但文章的主題不但沒有過時，反而變得更為逼切……
從劉慈欣的慨歎到Wall-E的震撼
2011年7月23日，筆者懷着興奮的心情前往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為的是聆聽我最新的科幻偶像劉慈欣所主講的一場「名作家講座」。劉氏（內地的讀者都暱稱他為「大劉」）是現今公認的頂尖兒中文科幻作家，他的《三體》三部曲被公認為中文科幻迄今的巔蜂之作。（筆為香港科幻會的會長，我曾被邀為《三體》的台灣版寫了強力的封面推薦。）不用說，我對這個講座頗有期望。
最後我有沒有失望？答案十分奇怪，我可說既有「失望」亦「沒有失望」。為什麼這樣說呢？且聽我道來。
首先說如何「沒有失望」。大劉的講座名為「從科幻的角度看現實」，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題目。在講座中，他進一步把這個題目分為「從科幻的角度看經濟與環境」和「從科幻的角度看政治與社會」這兩個子題目。敢於以如此宏觀的角度進行論述，充分反映了劉氏的思想層次和大師風範。
第二個子題目引起了不少在座學生的尖銳提問，其中一些（例如關於「技術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康德的道德律令」等提問）更是深得我心。但本文要探討的，是劉氏有關第一個子題目的論說，有關第二個子題目的討論唯有留待另一篇文章。
透過了一張電腦投映片，劉氏就這個題目提出了頗為獨特的一個見解。他不無慨歎地指出：人類已經「放棄了太空，而把未來寄托於環保」，並且明顯透露出他對這種短視的發展趨勢大不以為然。
迷上星際的心路歷程
看似簡單的一句，卻為我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也帶來不少感慨。要解釋我的這種反應，我必須略為回顧一下我在這方面的心路歷程。
筆者自幼便愛上天文和觀星，亦很快成為了一名太空探險的熱烈支持者（英文的所謂 Space Enthusiast）。小學六年級，我在一位好同學的家中首次看到Star Trek這套電視劇集（香港麗的電視公司把它配了粵語在中文台播出，並名為《星空奇遇》），自此即成為了一個終生不渝的「星空奇遇迷」（Trekkie是也）。
很快地，我不但看電視，也大看科幻小說。對我影響最深的一位作家是西方科幻大師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的科幻著作固然令我看得如痴如醉，但他有關太空探險的著作則更令為我激動和嚮往。（講座翌日，香港科幻會接待大劉時我從他口中得悉，對他影響最深的科幻作家亦正是克拉克。）
1972年我升上中學五年級，班主任兼英文老師是位新來的外藉女士Mrs. Bee。不久她在作文堂上出了一道「自由題」，亦即任由我們各自挑選寫作的題目。我於是選了一個我最關心的題目：「Is the money spent on space wasted？」。 文中挪用了不少克拉克以及其他西方作家（包括H.G. Wells）的觀點，大力論證（當然是以一個中學五年級學生的水平來說）太空探險會為人類帶來的好處，並駁斥當時仍然頗為流行的「太空探險是浩大的資源浪費」這種觀點。我的一個「雄辯性」的論點是：「哥倫布啟程向大西洋進發時，歐洲仍然充滿紛亂並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值得去做。但如果我們總要把這些事情做完才進行探索的話，那麼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美國便可能從來不會出現。」（全文已收錄在拙著 Rambling Through the Universe之中。）
1973至1975年，我在皇仁書院唸中六、中七。我清楚記得，曾與當時天文學會的一班同學約定，如果將於1976年降落的「維京號」太空船在火星上找到生命的話，我們將會重聚一起並開香檳慶祝。1975年夏天（即進入大學前的那個暑假），我們與另一間同樣以天文學會出名的友校伊利沙伯中學合作，舉辦了一個聯校天文研討班，題目便是「地外文明的探索」。我當時撰寫的一大疊講義仍保留至今。
大學畢業不久，我進入了當時仍在籌備階段的香港太空館工作。1979年4月，太空館與香港業餘天文學會在大會堂低座的展覽廳合辦一個公開天文展覽，而由我建議並且負責的一個主題正是「外太空生命的探索」。我不但製作了多塊展板以介紹什麼是「第一類接觸」、「第二類接觸」、「第三類接觸」以及科學家於1974年透過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Arecibo Radio Telescope，多年後曾於科幻電影Contact中亮相）向武仙座M13球狀星團發射的訊號，還特地製作了一套幻燈片以更深入介紹這個題目。其中播放的圖片都是由我精心挑選，而中、英文旁白不用說乃由我所執筆。（英文的旁白已輯錄於拙著 Rambling Through the Universe之中。）
1979年尾，太空館舉辦了一個公開的天文普及講座系列，我選取的主講題目是「太空殖民新天地」，並在其中介紹了普林斯頓物理學家奧尼爾（Gerald O’Neil）所提出的「太空城市」概念，以及由G. Harry Stine等人所倡議的「太空工業化」（space industrialization）的主張。1984年，我再主講了一個名叫「星際航行的事實與臆測」的公開講座（雖然那已是作為嘉賓身份，因為其時我已離開了太空館而轉到香港的氣象局「稱『皇家香港天文台 』」工作）。及後，我把有關材料整理並於《華僑日報》每月一期的「天文版」連載發表，1992年初，更把文稿整理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為《夜空的呼喚──星際通航》，我敢大膽的說，這是迄今為止最全面和深入地探討「星際航行」（Interstellar Travel 而不是Interplanetary Travel）的可行性的中文著作。
在書中近結尾的一節「星際航行的經濟學」之中，我是這樣寫的：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經濟學，那就是：以這樣的成本，得回這樣的報酬，是否值得去做？……世界經濟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這數百年來，就算把通貨膨脹計算在內，世界各國的經濟都有實質的增長。也就是說，人類的富裕程度正不斷增加。一般來說，增長的幅率在2-5 %之間。不要小覷這個看似不大的增幅，由於增長以複式進行，就是選取偏低的2%這個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的倍增期也僅為35年──亦即100年內增加七倍多，200年內增加超過100倍！
當然，不少經濟學者都會指出如此的複式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由於地球上各種資源的耗盡、工業的污染、環境的破壞等限制，為了避免整個生態系統的崩潰，經濟增長必須放緩，最後達到零度的增長，亦即停頓下來。
上述的推論完全正確──如果我們只是着眼地球的話。一旦我們放眼地球以外的無盡宇宙空間，情況卻完全改觀。太陽系內的資源──無盡的能源、寬敞以極的空間、異常的高溫和低溫、極其豐富的物質資源、真空和失重的環境等等，可以提供比現時高出千百倍的經濟增長。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接受這項挑戰罷了。
說到底，以現代的經濟學觀點來看星際探險這樣偉大的事業，就有如以古代農業社會的觀點來看今天的國際民航事業。姑毋論成本如何計算，國際民航的報酬是整個世界，而星際航行的報酬將是整個宇宙。」
上述的文字執筆轉眼20年，我的觀點至今未有改變。
從《流浪地球》說起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