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麽多年來，苦惱着中國政界、學界、商界和普通民眾的，莫過「股市」和「房市」了。各界不知動用了多少人財物力來應付這兩市，但大多都是事倍功半，兩市不僅沒有好轉，反而給人愈來愈糟糕的感覺。直到今天，人們連這兩市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都不甚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兩市所呈現出來的局面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非典型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研究界的窘境與難堪。
在很多治理有效的國家，一般說來，政策領域的決策和政策研究是相對分離開來的。這種分離保證了政策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儘管政策研究者也避免不了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但因為研究是開放的，各方的利益都可以先表達出來，再經過正式的討論程序，基本上可以知曉各類政策會導致的結果和對各方的影響。政策研究者當然決定不了決策者會接受哪一個方案，因為接受哪一個方案又是另外一個政治過程。決策者（一般都是政治人物）最終接受的方案，可能是各種政治力量和利益的綜合方案。
不過，也有一些強勢政治人物可能會接受比較極端的方案，一意孤行，但這種決策行為往往會導致精英層的分裂，反而使得政策的通過或者執行受到巨大的阻力。這個過程儘管漫長一些（即低效率），但也在減少錯誤的同時實際上提高了決策和執行的效率。
與之不同，中國政策領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決策者既是政策研究者，也是決策者。這個政策模式的優勢在於決策效率高，但其劣勢也是存在的，即沒有一個有效的政策論證過程，政策往往缺失科學性，要不產生負面的政策效果，要不就執行不下去。很顯然，當決策者也是政策研究者的時候，研究者肯定是為了論證自己的決策，而這個論證過程往往選擇對決策有利的證據，而有意或者無意間忽視對決策不利的證據。
中國的房市和股市就是這種決策模式的產物。先說股市。早期股市是內部操作和腐敗的象徵。但這可以視為是「發展」過程的必然產物，很多國家的股市早期也是這樣的，規制化之後才規範起來。即使到了今天，股市領域的反內部操作和反腐敗仍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腐敗是人性所致，人們總是要想辦法來逃避規制以獲取「不義之財」。中國也是一樣。在這個領域，一旦有新領導人到位，就必然會在反內部操作和反腐敗這些方面下功夫，以求股市的復蘇和正常運作。但問題在於，股市領域的反腐敗已經持續那麽多年了，但股市仍然不見好。人們就不能簡單地把股市的現狀歸之於內部操作和腐敗了。
其實，股市的好壞反映了一個社會對經濟前景的預判。如果人們對經濟前景預判正面，那麽就會「投資」於股市，因為人們相信「投資」股市會有好的回報；反之亦然。也就是說，股市不好表明社會對經濟前景預判不好。
整治房地產毫無效果
再說房市。在任何國家，醫療、教育和住房制度是社會制度的支柱，對一個社會的穩定至為關鍵。因為人人都需要看醫生、接受教育和居住，這三個領域的進步也被視為是國家乃至人類進步的標誌。但進步來之不易，很多西方國家在這些方面是有沉痛教訓的。早期這三個領域也被高度市場化，只有在社會主義運動之後，這三個領域不再視為典型的經濟領域，而是社會領域；即使具有經濟性，也是具有高度社會性的經濟領域。
正因為如此，在這些領域，政府往往投入巨大，承擔着很大的責任。西方民主從早期的少數人民主轉型到「一人一票」民主，對這三個領域的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需要選票，政治人物具有巨大的動力在這些領域花錢。在西方之後，東亞經濟體（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在這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教訓，政府主動在這些方面做社會建設，避免了歐洲式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即使那些曾經淪落為西方殖民地，到今天為止經濟發展仍然落後的經濟體，在這些方面也不敢過於市場化。在這些國家，因為經濟不發展，政府也難有作為，但政府在這些領域的（理論上）責任仍然存在。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這些社會領域裏實現的基本上就是在西方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很多其他領域，例如經濟領域的國有企業部門和政治領域的官員特權部門（反映在住房、醫療甚至教育的「特供系統」上），新自由主義則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無法進入。這造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局面，即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或者市場化不足，而不該市場化的則市場化了，或者過度市場化。
到今天，中國已經經歷了三波主要的社會領域產業化或者市場化。在1990年代末開始了醫療的產業化；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了教育的產業化；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開始了住房的產業化。並且，一旦產業化，馬上就造成了這些領域的「暴富」現象。「暴富」很容易理解，因為這些是人人都需要的領域。同時也容易理解，隨「暴富」而來的則是社會的「抱怨」。這麽多年來的經驗表明，這些領域愈賺錢，社會的抱怨就愈大，因為這些領域愈賺錢，表明這些領域的破壞程度也就愈大。
具體就住房來說，改革開放之前在城市是計劃經濟，城市住房實行單位（國家）分配制度。這在這個領域造成了「短缺經濟」現象，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國家沒有經濟動機投資這個領域，投資只是根據政治的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一塊也沒有大動作；儘管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改革開放早的地方，開始了探索新的住房政策，但在國家層面基本上維持原來的制度。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房地產開始全面產業化，因為決策者希望通過房地產的發展，來刺激經濟的發展和抵禦金融危機。
當時國家意在規避金融危機風險的「四萬億」，大多流向了最容易「暴富」的房地產。之前，房地產基本上還是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民營領域，但「四萬億」導致了很多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進入房地產領域。無論是民企、國企和地方政府，在房地產領域「以錢為本」，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儘管政府多年盡心盡力地整治房地產，但毫無效果。這也很容易理解，在房地產領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大既得利益，沒有一屆政府有能力同時應付這三大既得利益。
回到兩市之間的關係，一句話，它們之間已經進入了難以逃脫的「惡性循環」。兩市關聯性極高，幾乎為一體。房市好（價格高），資金流向房市，股市肯定不好；股市不好，資金流向房市，房市肯定難以控制和治理；房市治理不好，其泡沫就愈大，而泡沫愈大，經濟風險就愈高；經濟風險愈大，決策者就愈沒有動機去治理，因為誰也不想在自己任內房市泡沫破滅，決策者所做的只是盡力推遲泡沫晚點破滅。儘管這些從經驗上很容易觀察得到，但如何去逃避這個惡性循環呢？
這裏面反映出個體（家庭和企業）和社會國家整體利益之間在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就個體而言，入房市而避股市表現為理性。進入房市原因很多，但如下三個極其重要，影響人們的決策。第一、巨額利潤。多年來，房地產是最賺錢、最容易賺錢、賺快錢的領域，甚至出現實體經濟領域辛辛苦苦數十載，還不如倒賣一兩套房子的情況。第二、城市化大潮下的「剛性需求」。大量人口進入城市，需要住房。尤其是堆砌了大量優質資源的一線城市，因為就業、就學、醫療機會等因素，沒有任何有效的辦法阻止人口的進入。第三、對未來的「投資」，上述兩個因素也促成人們把對未來的預期放在房市，而非股市。
但對社會和國家整體來說，入房市而避股市則是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房市泡沫已經過度，只有一線城市還存在剛性需求，很多三線、四線城市已經開始在爛掉，出現大量空置房。一線城市的「剛性需求」的形成也是非常複雜。一是經濟規律所致。很多國家的人口都在往大城市集中，例如日本的東京，因為資源自然地會集中在大城市。中國更加如此，因為城市的行政級別，往往把最大量的優質資源放在一線城市，三、四線城市優質資源遠遠不足，不能吸引人口，更不用說是人才了。
但泡沫總會有破滅的一天，破滅的那一天，不僅是對經濟的最大傷害，也是社會不穩定的開始。股市反映人們對經濟的預期。中國到今天為止人均國民所得也不到1萬美元，無論是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還是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都需要發展實體經濟。而股市上不去，表明人們對實體經濟預期不好。
為何入房市而避股市
入房市而避股市，說穿了就是錢的流向問題，即錢流向了房市，而沒有去實體經濟。社會累積了大量的財富，財富要通過再投資而保值和升值。那麽，為什麽錢流向房市，而非股市？一個原因就是上面所說的社會領域的「市場化」，人人需要的社會領域一旦市場化，肯定在一段時間內非常盈利。
問題在於，為什麽不入股市？這裏的原因也不難找，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投資空間不足。中國實體經濟發展水平仍然低下，發展空間仍然巨大，市場潛能也大。但為什麽投資空間不足？一是企業家精神不足，創新能力低下。二是國有企業佔據了太多的空間，一些領域是效率低下，更多的領域就是毫無作為，白白佔據空間，浪費了空間。在理論上，人們明白了國有企業會佔據自然壟斷領域和國民經濟的關鍵部位，而需要把競爭性領域開放給民營經濟。在胡溫時期甚至提出了，即使是被視為是敏感的軍工部門也可以開放給民營企業。但現實情況不是這樣，國企基本上已經形成了自己不作為但到處「與民爭利」的局面。
第二、財富增長機制不足。房市被視為是財富增長的領域，但包括基金制度在內的金融制度仍然處於探索階段，並且往往在兩個極端之間徘徊，要不放任自由，要不一刀切地控制。基金等機制的不發達自然影響股市。在發達國家，基金是股市的一個主力軍。
第三、財富保護機制不足，主要表現在法治不足。首先是財富保護機制，無論是私人財富還是國有財富都應當得到同樣的保護。中國已經制定了《物權法》，現在人們期待民法典的出台。這裏，發展的關鍵是法治。但在現實生活中，法治進步不大，而意識形態則處於回歸狀態。在法治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一旦左的意識形態回歸，必然影響財富擁有者的信心。這裏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把法治應用到企業家或者商人的人身安全方面。企業一旦出現事情，政治和行政解決仍然佔據着主體，而非法治，企業家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
要理順兩市，就要掌控錢的流向，即把資金從房市導向股市。因此，既需要大力控制房市，避免房市泡沫的破滅，更需要通過解決上述問題，大力開拓股市。如果能夠這樣做，就可以預期同時實現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多重目標，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政治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的穩定。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