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學者、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再次發聲為民請命。
面對政局左轉,他批判極權主義,說當局「奉鉗口政策為維穩第一要務」。
他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他呼籲以人為本,如不能善待自己的國民,還空談什麼「命運共同體」?
他直率進言:「切不可固守既得利益,孜孜於一黨一派之私利,視天下萬物為黨派的囊中之物,做萬年專政之南柯美夢。」
改革已終止 言路也堵塞
許章潤教授不僅是法律專家,也研究政治史和歷史文化,關注社會現實。就現實的政治糾結、社會的現代化取向,以學理分析的視覺發表個人見解,直面體制弊端、民間期望;在獨立思考中,秉持讀書人的良知、甘冒政治風險為民請命的勇氣。
2018年7月,他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刊於民間的天則網),對於文革回潮和「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死灰復燃」,表達讀書人的焦慮,並呼籲正視「極權回歸」。本欄對此曾有述評(註1)。
12月,適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周年,官方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他再在天則網發表長文〈低頭致意,天地無邊〉(註2),名為紀念「改革開放」,實為改革「終止」而悼亡。
他的第二篇長文〈自由主義的五場戰役〉(2018.12.21),是接續前文的社會批判,從「改革開放」的話題帶出「大數據極權主義」。
官方或官方附和者說:「改革開放」已有40年之久,今後是持續改革的「新時代」。許章潤則說:「『改革開放』已於5年前終止」,「40年慶祝大會落幕,號曰慶祝,實為葬禮,正式宣告『改革開放』徹底結束」。他慨嘆:「大家這才明白,路已堵死,不再期待……實質性舉措了。」
他說:
「以行政調整和事務性變革,冒充『改革開放』意義上的大轉型,來搪塞糊弄舉國深化改革要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改革開放』」。他請求:「道明時間表與路線圖。而終點就是建立『立憲民主、人民共和』」。
回歸毛極權 處處老大哥
政局轉變,回到毛時代的「秦制苛法與階級鬥爭」。他說:「令大家深感難以昂首做人」,更擔心「安生苟活」?
他認為難以「昂首做人」,只因「大數據極權主義」。
這是他自創的新術語,未解釋其意涵。按其行文判斷,是指當權者增強並利用大數據設備和技術(雲端技術),更嚴密監控社會大眾。從大數據搜尋敏感詞彙、人名,到人面識別器的廣泛運用,達致「維穩」的預防效率。
英國作家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1984》,「預言性」在於無處不在的「老大哥」,利用新科技嚴密監控社會。作者描繪的場景,就在當今「造神」的「崛起的中國」。這種場景,正是「大數據極權主義」的一部分。
在許章潤的社會改革理想中,啟步於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本應深化經改並推行政改,實現「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民眾享有自由(包括精神信仰自由)、平等、民主,讓民眾在政治參與中「昂首做人」。現在,大家卻面對天天喊兩維護、四偉大和大國領袖引領全球的造神。
他說:
「幾年來……訴諸文革式理念與治理方式,汲汲於所謂家業永固,可謂昧於時勢,……終究難以為繼。」
先善待國民 再說共同體
對於文明與野蠻的差異、博弈,他著墨不少。他提到現在全能型的「大數據極權主義」,帶有「傳統中刻薄酷烈的法家精神偏鋒」,「疊加上蘇俄全能主義極權政治」的野蠻性,形成「怪胎」。
對於向外宣傳「命運共同體」和「引領全球治理」、疏離「韜光養晦」,許章潤也有異見。
2018年,北京官方大力宣傳政治權要的「新時代」思想,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稱「共同體」之說「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許章潤則認為,當政者「必須以分享公共權力的方式締造自由」,在法治秩序之內,讓民眾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方能邦國永固這一立國之道」。現實卻是「對內……鉗口屏聲,壓根兒不承認政治乃合眾群居的和平哲學」,「與民主自由為敵,將億萬人民當作黨國的人質」。
他慨嘆:
「連自己的國民也不善待,還能指望它善待世界嗎?」
要消除恐懼 讓人講真話
對改革停滯的焦慮,北京知識界的其他知名人士也有表達。主張「法治的市場經濟」之路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稱「改革尚在半途」,「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選擇」。
他提到,目前有人提出的方案是「再國有化」和「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再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註3)。
北京學者蔡慎坤認為改革不足,他說:
「改革不僅限於人人有飯吃,還要人人敢說話,不因說話而恐懼!改革還要讓全民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而不僅限於少數人掠奪斂財。」
權力太集中 潛在危機大
經濟體制改革阻力重重,政治體制改革難以啟步,這關乎權力體制的弊端。
「一黨領導」體制是執政黨的集權體制,往往從寡頭集權轉為強勢人物(領袖)的個人極度集權,形成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家長制、一言堂,社會遠離自由、法治良制約束的文明之道。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王朝,就是極權主義的產物。
英國學者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德國/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比較研究希特勒、斯大林及其政黨,論析極權主義,觸及極權主義侵害個人自由,民眾被奴役而淪為工具。
哈耶克認為,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比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更加殘酷、野蠻。
防止法西斯 須制約公權
1980年代,中共中央評論文革的文件,批判文革時的法西斯主義專政。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1981.6.27),論及未能防止文革的主因,是「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此論突顯個人極度集權的社會禍害。
在斯大林、毛澤東之後的個人極度集權政體,同樣有「造神」運動和嚴密的社會管控,形成類似「文革浩劫」的潛在危機,其主因就在於權力無窮大、不受有效制約。
註釋:
註2:〈許章潤: 低頭致意,天地無邊〉,天則觀點。
註3:〈吳敬璉新論:中國的兩種前途〉,中國選舉與治理。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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