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筆者在廣州嶺南大學唸完一年級後，有機會赴美國留學。進了美國康奈爾大學唸二年級。選了一些經濟學的課程。發現經濟學可以用來解釋一個國家甚至全世界的經濟現象，便對經濟學發生興趣。決定繼續學習經濟學。尤其是計量經濟學，因為筆者對數學也十分有興趣。
1951年在康奈爾大學畢業後，筆者決定往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芝加哥大學是美國，甚至可以說全世界，唯一的大學開設計量經濟學的課程。在芝加哥大學設立的Cowles Commission擁有世界最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因此筆者便申請往芝加哥大學唸計量經濟學。
向世界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學習
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後，筆者有幸向世界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學習，包括T. J. Koopmans 教授、Jacob Marshak教授、Hendrick Houthakker教授等。還有機會向其他的著名經濟學家學習。一般人認為當時世界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有兩位，一位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Milton Friedman教授，另一位是在MIT任教的Paul Samuelson教授。Milton Friedman教學生如何理解經濟問題，如何思考重要的經濟問題。他能把複雜的經濟問題簡化，把問題的重心找出來。找出問題的重心以後便很容易地把問題解釋。當一位成功經濟學家的一個必需條件是得到一位經濟學大師的訓練。筆者幸得Milton Friedman教授的訓練。
Friedman教授開設了一個每周一次的討論班（seminar）。我有幸參加。在討論班報告我的博士論文。論文題目是〈美國汽車的需求：一個關於耐用品的研究〉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n Consumer Durables。Friedman教授在討論班批評我的論文。聽了他的批評以後，我把論文修改，得益不少。現在世界通用的貨幣供應量 M1和M2的定義是當時Friedman 教授在該討論班首先採用的。
當論文快要寫完時，我需要找工作。Friedman教授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一位副院長。我便得到邀請當該學院的助理教授。1955年秋季我前往該學院任教。同時也有機會向MIT的教授，包括Paul Samuelson教授、學習。Samuelson教授舉辦討論班的風格和Friedman教授的不同。Friedman教授在每次開討論班時都做了充分的準備。Samuelson教授的經濟學識廣博，在開討論班時沒有作任何準備。他會提出幾個經濟問題，讓學生選其中的一個便開始討論這問題。
學以致用 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
在MIT教學四年後，1959年母校康奈爾大學邀請我回校當副教授。我接受了邀請。同年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檢驗方法。1960年在計量經濟學重要的期刊Econometrica發表。這是一個大家認為十分重要的檢驗方法。後來被稱為「鄒氏檢驗」，即Chow test。1960年台灣政府開始邀請我到台灣當政府的經濟顧問。使我有機會學習如何把計量經濟學應用來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認識高深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不一定懂得如何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1961年我接受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邀請到該公司的研究中心IBM 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工作。該研究中心的工作環境十分良好，使我能寫了好幾篇重要的經濟學論文。在1970年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我當該校的教授。並當該校經濟系計量經濟研究中心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的主任。後來因為我對計量經濟學繼續的貢獻，學校決定把該研究中心命名為鄒至莊研究中心（Gregory C Chow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1984年10月20日，中國教育部的王澤農處長和王複孫處長到我家來探訪。請我回國幫助推進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我十分樂意接受他們的邀請。在1985年6月，我回到中國在北京舉辦經濟學的講學班。並請了幾位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同往。因為需用美金的經費是由美國福德基金會資助，此培訓班被稱為「福特班」。福特班在北京舉辦了10年，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了5年。一共培訓了750位學者。現在他們在中國或美國各處工作，對社會做出重要的貢獻。
從1985年到1991年我被邀請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的顧問。當時體改委的主任委員是趙紫陽總理。當體改委顧問的時期，我有多次機會與趙紫陽總理對中國經濟問題交換意見。直到今天，筆者繼續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希望多多了解中國經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