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法國19世紀作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舊制度與法國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突然在中國大熱起來，一時洛陽紙貴，「托克維爾」幾乎變成了知識界家喻戶曉的名字。
不過，發熱快，退熱也快，沒過多少時間，今天就沒有多少人再談論這本書了。很可惜，這實在是不應該出現的情況，因為如果說人們「學到」了這本書的「精神」，那麼其結果正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顯現出來，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想改革但沒有改革。
圍繞托克維爾這本書，中國所展開的討論的核心便是要改革還是不要改革？這個問題當然也並不是新問題，在1990年代初期（至少在鄧小平南巡之前），人們就討論過。當時，鑒於1980年中期的改革導致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一些悲觀的人就認為，中國這個體制改革要出問題、不改革也要出問題，但改革比不改革會出更多的問題。當然，這些人的認知日後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鄧小平的南巡完全改變了1989年之後的局面，中國很快出現了被視為是「激進」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造就了今天的中國。沒有這樣的改革，很難想像中國在之後數十年的快速發展和崛起。
20來年之後，人們假托克維爾的作品把「要不要改革？」這一問題再次提了出來。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再次面臨「要不要改革？」困境。當時還是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向一些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提出這個問題當然具有深刻意義，因為托克維爾在書中討論的是為什麼法國會發生革命的問題。他的經典觀察就是：「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愈來愈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實現民主路不同 可經革命或改革
托克維爾的觀察也適用於解釋另一次革命，即俄國革命。俄國當時也有類似的情況。俄國經濟在1880年代進入增長周期，在1880年和1914年之間，俄國經濟在歐洲國家中是其中一個增長最快的國家。並且俄國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起始於反對舊的體制。
「革命不是在事物變得更壞時發生，而是在事物變得更好時發生」，這似乎已經成為很多人的一個共識。但如果這是人們從法國大革命學到的歷史教訓，如果這個托克維爾總結出來的歷史教訓，導致了既想改革但不想真改革的局面，那麼人們是過於陷入悲觀（正如鄧小平南巡之前的很多人），要不是誤讀了托克維爾，要不是誤讀了中國的現實。
拿法國或者俄國說中國的事情，學術一點說，是從一個比較的角度看中國問題，非常有意義，但如果不能把握好，那麼就會造成跳進別人思維的邏輯，失去了自我，造成一種思維或者思想的「殖民地狀態」。
人們對托克維爾的誤讀是很顯然的。托克維爾所處時代是歐洲走向民主的時代，他意識到民主化這個大趨勢不可扭轉。儘管托克維爾認識到民主化這個大趨勢，但民主化對托克維爾來說，並非是一個價值判斷。只有對追求民主的人來說，民主是一個價值判斷，因為他們相信新制度（民主）一定會比舊制度（專制）好。
托克維爾觀察到近代社會具有不同的政體，他認為民主社會有可能是自由，也有可能是極權的。美國民主和歐洲民主呈現出來的形式是不同的，德國和法國民主的呈現形式是不同的。同樣，通往民主的道路也是不同的，既可以表現為革命的形式，也可以表現為改革的形式，甚至革命的形式也是不相同的。
托克維爾兩本著作 論美國民主與法國革命
托克維爾一生主要寫了兩本書。第一本為《美國民主》，是其年輕為官的時候去美國旅行考察的產物。在這本書中，托克維爾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的民主社會是自由的？作為孟德斯鳩的信仰者，托克維爾的分析幾乎是「搬用」了前者在《法的精神》一書中的分析構架，即三個維度，包括：一、美國特殊的地理位置；二、法律和制度；三、社會因素：移民、習慣、宗教等。
如同孟德斯鳩強調的是決定一個政體的社會條件，托克維爾強調的也是社會條件。一句話，美國是民主的，因為美國社會是民主的，而社會民主的前提是社會的平等。這裡的邏輯非常清楚：社會的平等導致了社會的民主，社會的民主導致了政體的民主。
《舊制度與法國革命》則是作者為官之後的作品，也是從近代法國社會的形成來研究法國革命。《美國民主》還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社會是民主的？」，而《舊制度與法國革命》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法國在爭取走向民主過程中，有那麼多的困難來維持一個自由的政體？作者在研究法國社會時，參照對象便是美國。的確，如果不能理解作者的第一本著作，那麼就很難理解其第二本。
如同分析美國民主，在分析法國時，托克維爾也從社會階級入手，闡述社會階級的重要性。在其看來，法國社會主要由貴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組成，它們是中介群體，介於舊制度和社會整體之間。托克維爾分析了法國行政集權對法國社會的深刻影響。法國的行政集權意味着行政的一致性，行政規則適用於所有角落，使得地方和社會缺乏靈活性，造成的結果便是缺少政治自由。
再者，到了革命前夕，那些老的社會群體儘管已經失去了社會的相關性，但仍然維持其特權，和那些新崛起的社會群體格格不入，並且舊社會群體（也可視為是社會既得利益）對國家如何治理不能達成共識。
托克維爾特別強調了哲學家或者後來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營造革命氛圍過程中的作用。在法國集權政體下，知識分子（也是新崛起的階層）沒有有效的參政機會，他們實際上並不了解政治的實際運作，便輕易地走向了「烏托邦」，認為新制度必然會比舊制度好，從而為不滿舊制度的社會群體提供了另一個選擇，營造了革命氣氛。
如果要對當代中國社會和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作一機械的比較，那麼的確可以發現很多相似的地方。這些年中國社會呈現出來的很多現象，例如社會階層的固定化、政府和社會的脫節、公共知識分子的激進化和他們（左右派）所提供的烏托邦想像，等等。
但如果從這些簡單的比較得出革命具有必然性的結論，那麼的確人們做什麼都沒有用了，就等待着事物本身的發展。不過，人們忘記了，法國革命與其說是「改革」的產物，倒不如說是「不改革」的產物。「不改革」是因為法國舊的既得利益認為形勢不錯不需要改革，或者如托克維爾所說，是他們對如何治理國家缺失共識的結果。
「不改革，就被革命」的道理
退一步說，即使革命不可避免，但革命的形式是可以不同的，既可以有法國形式，也可以有英國形式。更為重要的是，革命是可以化解的，而非「命定的」。要化解革命就必須用其他方式來解決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或者實現革命所要實現的目標。
如果從托克維爾的作品來機械地解讀當代中國，誤讀也成為必然。晚清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中國的革命時代。但各種革命並非必然，革命的發生主要是「不改革」的產物。「不改革」則是「不想改革」或者「改革不動」的產物。清朝的慈禧太后是這樣，國民黨的蔣介石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共所得出的執政黨需要「自我革命」的結論，是對歷史上「不改革，就被革命」現象的總結。
上面所說的由鄧小平南巡引發的「改革」或者「自我革命」也是例子。實際上，不僅中國如此，二戰以來很多亞洲社會都是如此。二戰以後，亞洲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舊社會變成新社會，舊制度變成新制度，但亞洲哪裡能夠找尋到法國式的革命呢？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表明，只要有改革，並且改革的方法得當，那麼革命就可以避免。
即使從比較大革命前法國和當代中國得來的那些所謂的相似性，也是極其膚淺的。例如社會的封閉性。誠如孟德斯鳩早就觀察到的，中國傳統上就沒有大家族，即歐洲式的貴族。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所產生的官僚社會，有效地取代了歐洲式的貴族社會。近代以來的長期革命更是消滅了本來就不那麼強大的舊式家族。改革開放以來有沒有形成社會固化這是需要觀察和研究的，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兩代人。有固化這個趨勢值得注意，但說已經固化可能為時過早。
即使階層開始固化，既得利益也在享受着更多的利益，但在意識形態層面這些既得利益是沒有合理根據的，因為至少從憲法或者理論上說，政府是要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中國沒有歐洲式的特權法律系統。
在制度層面，除了擁有將近9000萬黨員的龐大的執政黨，中國具有覆蓋整個國家的龐大的全國人大、政協系統，再加上其他各種類型的參政機構，例如民主黨派、社會群體等等。這些都是現存的參政組織，至少在理論上說，各個社會群體的參與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如何改進的問題。
中國避開托克維爾陷阱的原因
從改革的經驗看，中國也是可以避免陷入革命陷阱的。鄧小平的南巡使得中國逃避了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革命陷阱。南巡之後，通過發展產生出新的社會階層，而「三個代表」作為一種「實踐性意識形態」，則解決了新社會階層的參政問題。之後，又轉向社會改革，希望通過社會保護來解決社會問題。
這些可以說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中國逃避托克維爾陷阱，而使得中國和東亞其他社會的發展具有更多的相似性，那就是通過執政黨的「自我革命」（即改革）促成政體的更加開放，使得更多的社會群體進入政治過程。簡單地說，開放、法治、有序參與便是避免革命的有效途徑。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無論是陷入革命陷阱還是逃避革命陷阱，世界上並不存在普遍的路徑。比較美國和法國很有意思，但不能用美國來解釋法國；同樣，比較中國和大革命前的法國很有意思，但不能用法國來解釋中國。
托克維爾是從法國本身找到革命的原因的，同樣，人們也需要從中國社會找到可能通往革命的因素、找到避免陷入革命陷阱的因素。可以說，無論東西，「不改革，就被革命」的道理具有普世性。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