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止於智者:中美關係何處去?

在全球化年代,又處於經濟衰退時期,中美貿易、生產、投資,甚至人民交往又相互糾纏的年代,大動干戈的結果必然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

剛閉幕的G20峰會並沒如一些人預期般的刀光劍影,反而有了不少妥協,儘管妥協中折射很多「尚未解決問題」,但氣氛畢竟緩和下來,其中備受注目的則非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初步共識,美國不會在1月1日起如早前決定般向中國指定入口產品徵收關稅,而是延長90天,讓雙方繼續談判,尋找最大公約數,化解矛盾。

可是,這一良好氣氛只維持了短短數天而已,不久便爆發了孟晚舟事件,不少人旋即聯想起早前的中興事件,以及那個甚囂塵上的希臘歷史學家眼中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滬港、紐約,甚至全球股票市場自然應聲下挫。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其實就如民間諺語「一山不能藏二虎」的叢林法則,帶出來的問題是新崛興國家挑戰現存主導國際秩序國家的問題,關鍵又與發展過程存在一方獨贏,另一方則沒甚獲益有關。1911及1939年英法聯手對抗德國便是最好例子,反而美蘇冷戰雖常被引用的,但本質不同,並在後者的背景下催生了由GATT到WTO的自由貿易體系,唯情況卻與當前中美關係呈現一些本質上的差異。

美國自二戰結束後能夠獨步全球,有其多層面的優勢,金融則是其中之一。回頭看,若果戰後國際貨幣制度不是採取了「布列頓黃金匯兌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以金本位匯率標準,美元不會雀屏中選成為關鍵貨幣。更為重要的是,若然布列頓制度不能成功運作,世界各國便不會在70年代將本身貨幣掛勾美元,即是採取了「史密遜美元本位」(Smithsonian Dollar Standard),然後有了美元在國際上獨一無二地位。

中美爭拗不斷 或礙人幣匯兌發展

全球化帶動貿易與工業的範式轉移,美國資本流出,大舉投資新興經濟體,然後吸引大量價廉物美貨品輸入,收到了自由貿易的利己利人效果,第一波受益於這種發展模式的國家是美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第二波是美國、中國和東盟,當中尤因中國享有規模經濟之利而獲益更大,並可逐步發展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個重要特點是:新興經濟體總會直接或間接把本身貨幣掛鈎美元,而且會將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貿易盈餘,回流美國,購入美國政府債券,作為自身儲備。

在這種發展格局下,過去數十年間,美國國際收支平衡乃出現巨大轉變,簡單而言是不斷擴大的經常帳(貿易)赤字因資本帳盈餘攀升回流美國而抵銷,唯這樣又令美國財政赤字只升不跌,而且居高難下。當前中國成為美國政府債券最大持有者的情況,既顯示中國融入了全球貿易及貨幣體系,亦反映中國只是沿着過去發展中經濟體的軌迹,因其力度和規模遠比其他國家巨大而已,與美國之間其實有了更多榮枯與共的關係。

具體點說,當前波譎雲詭的貿易爭拗,是美方指摘中國沒有向其完全開放市場、侵犯其知識產權及盜取其高新科技,中方當然否認,亦多次作出反駁,但特朗普政府則採取了強硬手段,不斷擴大關稅規模及徵收比率。可以預見,在可見未來,在若關稅持續的情況下,一方面是貿易談判仍然刀來劍往,另一方面可能仍有中興、華為,甚至其他針對中國著名企業的檢控或是非,藉以衝擊中國企業形象,但相信不會改變中美關係的大勢。

在這種爭拗不斷的情況下,中國對美貿易盈餘自然會下降,而這種發展勢頭最後或會減少中國的美元積累及回流美國,既影響中國盈餘回流美國,左右其金融體制,亦削弱中國的外幣儲備,進而可能窒礙以人民幣作匯兌一帶一路地區的發展。

爭拗令中國對美貿易盈餘下降,影響中國盈餘回流美國。(Pixabay)
爭拗令中國對美貿易盈餘下降,影響中國盈餘回流美國。(Pixabay)

所以,若理性地以當前供應鏈高度全球化的情況看,貨品的生產不再以原產地為依據,原始設備生產(OEM)的美國品牌乃最好說明。以蘋果手機生產為例,58%屬專利品牌,35%源於非中國生產組件,2%乃中國勞工成本,餘下5%乃包括中國毛利在內的其他成本,而一般情況下是零售價乃成本的三倍,揭示一來在這個由生產至零售的過程中,美國其實獲益最多,二來是徵收關稅未必影響銷售,三來是若然關稅影響中國貨品,最直接的做法當然轉向其他國家入口,唯這不會改變美國長期出現的貿易入超問題。

一帶一路有利歐美 勿以有色眼鏡看待

自加入WTO後,中國迅速發展成全球OEM中樞,一帶一路的出台,既有分享發展經驗和輸出產能色彩,亦有協助發展中經濟發展和開拓新興市場的考慮,這其實甚有馬歇爾計劃戰後扶助歐洲重建,同時又為美國資本及企業覓得出路和市場,並可強化與歐洲關係等一舉多得的影子,而一帶一路經濟體若能崛起,其實亦有利歐美等經濟體,所以若然他們以有色眼鏡或雙重標準看待問題,尤其從修昔底德陷阱角度看,最後亦不利他們自身發展。

坦白說,認為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成為國際貨幣,與美元並駕齊驅,從而挑戰美國主導地位,實在亦不切實際。美元能取代黃金,成為國際儲備及結算貨幣,實因前文提及天時地利、政通人和歷史條件使然,人民幣想踏上同樣道路,則明欠缺相似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力發展經濟,甚至希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其實並非想取代美元,與其等量齊觀,中國亦非立心於推翻那套由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與遊戲規則,另成體系。現實上,中國其實只想乘搭美元主導世界金融的便車,因為這樣更有利其繼續發展,亦可更好地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因為人民幣緊掛美元,便有更強後盾,對任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都有利。

儘管中美核心矛盾「尚未解決」,甚至有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況,未來亦可能是折磨多、和平少,但能在G20峰會期間爭取兩國領導人坐下來談,並能得出延長90天徵收關稅的決定,讓雙方繼續談判,爭取求同存異,或英諺的「Agree to disagree」,則說明彼此仍不是掉進修昔底德陷阱那種敵對泥沼之中。

誠然,不少美國人會視中國的持續發展為威脅,就如戰後視蘇聯為威脅一樣,孟晚舟一事又添加了不少變數。但彼一時此一時也,在全球化年代,又處於經濟衰退時期,中美貿易、生產、投資,甚至人民交往又相互糾纏的年代,大動干戈的結果必然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況且美方是中美貿易的得益一方,顯示理性探討化解分歧,讓陷阱止於智者,才是正道,套用邱吉爾名句,則是「口水戰總好過兵戎相見」(to jaw-jaw is always better than to war war)。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陸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