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原大地，風雲變幻，150年的巨變，開中國3000年未有的新局。天佑中華，古老中國終究在崎嶇起伏，險象環生中步上一條現代化的發展大道，古文明已換了新貌。在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在政治、文化、經濟、學術、教育等不同領域，出現過不少對現代化有傑出貢獻的非凡人物。無疑地，蔡元培先生是其中一位表表者。
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值得指出的是，在眾多非凡的人物中，蔡先生可能是最少爭議，最普遍受到敬仰的人。當其生時，新、舊、中、西價值觀念尖銳碰撞，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黨同伐異，尤為激烈。蔡先生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死後受到中共主席毛澤東的「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崇高贊譽。蔡先生一生念茲在茲者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他的言行是超黨派的。他的心裏只裝着國家、民族。蔡先生敬仰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襟懷。他終其一生做過最重要的公職是中山先生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的教育總長，而他一生心血都放在振興中國的學術與教育上。這是因為他深信教育是救亡圖強的根本之道。（他曾説「救普魯士之亡，德意志統一的盛業，皆發端於教育之革故鼎新」。）他在學術教育上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改造北京大學為中國的第一間現代大學，二是創建了「中央研究院」，中國第一所純學術研究的機構。蔡先生至今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是他與北京大學的一段學緣。
旋轉乾坤，研究學理
蔡元培先生之改造重建北京大學，在中國2000年的學術教育史上是有裏程碑意義的。在他手上（1917年任北大校長），北京大學才成為一間真正有現代性格的大學。蔡先生的大學理念，也即他為大學所作的定性與定位，是與中國2000年的高等教育機構（太學或國子監），甚之與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或初期的北京大學（京都大學堂於1912年易名為北京大學），是截然不同的。蔡先生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説中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之後，他又説「諸君須知大學不是販賣畢業證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國家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把大學目的界定為「研究學理」，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那就超越了傳統教育的「傳道、授業、解惑」的範疇了。蔡先生把大學之基本任務定位在「研究學理」，亦即在創新知識上，這可說是發前人未發之論。在這裏，我更想強調地指出，蔡先生心中的「學理」「學術」或「知識」主要地是指「科學」，他說「教育的方面雖也很多；他的內容，不外乎科學與美術」。很明顯地，蔡先生把2000年來的「太學」（或國子監）以「經學」為學術教育之核心轉變為北大（以及所有中國的現代大學）以「科學」為核心了。從經學轉向科學，這是「知識範典」的轉換也是中國學術教育旋轉乾坤之一大變。此事之爭議，迄今沒有全息，但整體上講，這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上最有決定性的一步。無可置疑，中國今日在現代化事業上的巨大成就，講到底，與百年來大學所提供的新人才與新知識是分不開的。蔡先生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的第一人。
學術自由，兼容並包
講蔡元培先生對大學的貢獻，就不能不講他堅持的「學術自由與兼容並包」的主張。他説：「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他主張對於不同學派的學説，應該「仿世界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先生深信，「思想自由」與「兼容並包」是「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事實上，蔡先生任校長期間，北大確是網絡了一大批「道不同」「意見不合」甚至「勢若水火」的學者大師，北大有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盛況，開啓了先秦之後的第二個學術燦爛繽紛的「子學時代」。而北大更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首發之地。蔡先生主持的北大以大氣魄承擔了一間大學時代召喚中的歷史使命。
蔡元培先生在1940年逝世於香港。香港何幸！先生埋骨於香港青山。他逝世已78年，但他的身影在歷史長廊中愈來愈顯得高大。蔡先生的不朽是他留給北大，留給中國的大學的精神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