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以來，不少人對本港的民主前途失去信心，轉而把目光投向海峽彼岸的台灣，申請移居台灣的港人亦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台灣大學今年1月遴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財金系教授管中閔出任校長，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未能上任。最近，他應邀出席台港論壇，並擔任演講嘉賓，就台灣經濟和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和出路提出精闢的見解，這篇題為「驅動台灣未來經濟策略與未來大學」的演講，有助我們了解台灣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有助我們省思兩岸三地的關係，以下為演講主要內容：
今天要講的題目，跟我對台灣經濟過去的一些想法有關。同時，鑑於大半年來，台大校長遴選的那些紛紛擾擾的事情，我也會把我對大學的一些想法、與講題相關的事情結合在一起。
薪資增長停滯 出口集中大陸
我想很多關心台灣的人都會想到，台灣今天面臨着很多問題，台灣的教育到底怎樣了？台灣的一些產業政策到底是怎樣的想法？有什麼問題？還有我個人的一些觀察。我會把經濟中的一些相關的部分，跟我對未來大學的一些想法聯繋在一起，希望大家能夠聽到我當初參加台大校長遴選的一些想法。
我首先從台灣的教育開始，我把台灣的教育大概整理成幾點，其中一點是，近年台灣經濟增長趨緩，人們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程度的焦慮，許多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他們最擔心的是自己的收入，薪資增長的停滯，這是台灣人的其中一個焦慮。另一個焦慮是台灣對外經貿關係上，尤其是在兩岸關係複雜的情勢下，很多人擔心，台灣的出口是不是太集中於一些特定地區（大陸）呢？再一個焦慮是，在整個區域經濟結盟的過程中，台灣都被邊緣化了！
上世紀80至90年代，台灣仍然維持相當高速度的成長，可現在的成長速度卻非常低。民間投資是GDP成長一個很重要的環節。80至90年代，台灣民間投資增長大都維持在兩位數，但是，近年來民間投資大幅萎縮，成長率大概只有2%，因此沒有能力支撐像以往那樣高的經濟成長。
更令人們感到焦慮的是，（台灣）不僅是成長放慢了，還有一點是，相比亞洲其他地區，中國大陸仍然非常快速地成長，即使近年GDP成長慢下來，也仍然是台灣的三倍以上，其他東南亞國家像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國的經濟都在快速成長，相比之下，台灣顯得相形見絀，這是台灣人焦慮的另一原因，加上複雜的兩岸關係，以1992年為例，中國大陸經過1989年的風波後，經濟開始重新出發，當時大陸的GDP不過是台灣的2.2倍，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後，到2017年，大陸的經濟規模已擴大到台灣的21倍，去年是12兆（萬億）美元，相對台灣只有6000億美元，此消彼長的差距十分明顯。
另一個令台灣民眾擔心的是薪資，台灣的薪資在90年代以後基本就停滯了，到2000年以後薪資成長事實上已停下來。對從多人來說，薪資甚至低過17、18年前，很多民眾心中充滿了焦慮，對前途感到迷惘。
在台灣的對外經貿關係中，出口和對外投資已大幅度集中於中國大陸上，2011至2017年出口平均四成到中國大陸，投資則接近六成到中國大陸。因此，台灣對外出口和投資的外經貿關係已高度與中國大陸結合在一起，當然會讓很多人擔心「風險過分集中」的問題。
區域經濟聯盟 台灣被拒門外
在區域經濟投資方面，近年來的許多區域經濟聯盟，包括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台灣都缺席，唯一有自貿協定的國家是新加坡和紐西蘭，但這兩個國家佔台灣對外經濟的比重相對小。美國退出TPP後，新的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討論，台灣也被擋在外面。換句話說，一方面，台灣的對外經貿高度集中在某一特定地區，相對其他地區的經濟組織，台灣又似乎被擋在門外，這種種因素，都令台灣民眾對自身的發展前途感到焦慮。
台灣經濟發展經歷了幾個不同時期，從50年代的進口替代（通過限制工業品進口來促進本地工業化）、60年代的出口導向，到80年代強調策略性工業（技術程度高、附加價值高、能源密集度低、污染程度低、產業關聯效果大、市場潛力大的工業），90年代產業升級等等。
政府主導產業 當年榮景不再
台灣最早的示範工業區在1960年代誕生，80年代強調策略性工業──包括高科技產業之後，推動成立了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和新竹科學園區，對台灣高科技產業起了很大作用。當年政府在主導產業發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之所以能夠成功，有三個要素：一是資訊，二是資本，三是資源。因為在相對封閉的當年台灣，政府比民間掌握更多的資訊，也有很強大的資源可以調動，同時可以提供資金給產業發展，更重要的是，政府有調控資源的能力，通過資源的調動和分配，可以解決廠商的許多問題。然而，90年代以後，政府對資訊、資金和資源的調動能力愈來愈低，2000年以後，台灣已進入政黨輪替的階段，當社會愈來愈與世界接軌，掌握資訊更多的是企業，而不是政府，加上台灣民主的發展，令政府再也無法輕鬆掌握資源和資訊。然而，即使政府已喪失資源和資訊的優勢，但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一直希望發揮60、70年代主導產業的功能，例如2002年提出「兩兆雙星」（「兩兆」指發展預期產值分別超過兆元以上的半導體產業及影像顯示產業；「雙星」則指數碼產業和生物科技產業）、2009年提出「六大新興產業」（生物科技、觀光、綠色能源、醫療照護、精緻農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等等，但歷屆政府的產業政策都以製造業為主，努力想找到某些明星產業，但當政府已不具備主導產業的條件，但仍想努力去做時，這些努力多半都是徒勞的。
舉例說，2009年政府首次把金融業列入所謂「十大重點服務業」，可是，事實上金融業的高峰期是1997、98年，之後反而江河日下，即使列入重點服務業，也很難回復當年。
台灣是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為了加入WTO，台灣必須要作出許多市場開放的動作，包括開放外國銀行在台灣的業務，包括保險業，因為這種開放，金融業反而得到蓬勃的發展，但這並不是由於政府的政策引導，反而2004年政府推動區域金融服務中心、06年金融市場套案、08年推動亞太資產管理與籌資中心等等，其實都沒有真正發揮成效，可以看到政府能夠主導這些產業的能力，其實是低的。
（管中閔台港論壇演講‧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