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及科技局能否在立法會獲批設立，成了近日重要頭條新聞。環觀世界，各國政府面對經濟的長期低迷及相關的民生需要，紛紛想方設法，包括推動和探索科技創新這些動力。
上月出席數碼港主席周文耀和聯想主席楊元慶的數碼港與聯想戰略夥伴框架協議簽署儀式，並主持座談會，也討論了科技創新。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儀式上致詞指出：「數碼科技極有潛力成為香港其中一個高增長、高增值的產業。」
科技創新提升經濟增長
學術理論上，科技創新早已被視為一元重要經濟動力，從回顧經濟學派的數個重要里程碑中，大致可見其位地。
當中國仍然沉醉於清朝乾隆盛世（1684—1799），英國已對經濟理論有詳盡的學術分析和記載。經濟學鼻祖亞當・史斯密（Adam Smith）於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指出自然資源條件以外，勞動力對經濟貢獻極為重要，它可令國家繁榮富強。
在中國陷於抗日戰爭的年代（1931—1945），西方對市場經濟研究已經十分成熟。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於1936年著有《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 Money），或簡稱《通論》，奠定影響深遠的凱恩斯學派（Keynesian School）， 說明了經濟增長可通過政府開支、私人投資和消費等動力而達至。
其實，早於滿清政府腐庸倒台的1912那一年，歐洲經濟學者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也發表了《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雖然當時影響力不及前述巨著，但從另一角度提出了創新這經濟動力元素。
綜合往後其他學者的研究，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包涵了：
1.自然條件、
2.勞動力（人力資本）、
3.資金、以及
4.科技創新等各種因素。
經濟增長依賴科技創新
近年，環球經濟沉底不反彈，各國全力啟動印鈔機向市場注入資金，令經濟泡沫風險大增。在自然條件和勞動力難以改變的情況下，開拓科技創新已是急不可待了。
科技創新中心的硅谷為美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新動力，而我國亦定下了有關的新策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個特徵中：i. 速度（增長下調）；ii. 結構（向第三産業轉移）；iii. 動力（由投資轉向創新），最後一點便屬科技創新，也就是從傳統的「投資拉動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增長」，借此邁向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回到香港，可喜的是看到數碼港與聯想展開合作，利用本地資訊自由、人才匯聚、國際視野、嚴謹風險意識等等創設賦有公信力產品或服務，再瞄向和拓展龐大的內地和海外市場。還有，施政報告建議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50億及發展物聯網等都屬於重視科技創新動力。
略為不足的是，施政報告並未正式提及互聯網金融，在既有的金融中心優勢下進行探索，研究謹慎的金融創新機遇；更可惜的是立法會議員拉布阻撓撥款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傷及經濟發展和研究，影響民生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