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潘光旦（1899-1967），生於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今屬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劃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現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著作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潘光旦文集》等。
抗戰期間，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讀到阿爾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今譯阿道司·赫胥黎）的著作《目的與手段》，其中有一章專門談論教育問題，便把它翻譯出來。抗戰結束後，商務印書館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論》為名出版了這本小冊子，並納入「新中學生文庫」。
潘光旦介紹說，小赫胥黎是那個著名的《天演論》作者湯姆斯·赫胥黎的孫子，他的這本書對於反思當代教育，同樣具有很好的啟蒙作用。比如他提出的觀點：「教育不是訓練」、「宣傳不是教育」、「聽話不是好孩子」、「從教育的本質來看，有些教育實際上是反教育」，至今引人深思。
順便說一句，這個小赫胥黎最有名的著作，是他與《1984》齊名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
加強兒童的早期教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
「聽話才是好孩子」，幾乎是每一個中國家長的口頭禪，但是讀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論》之後，很可能會動搖這一觀念。
比如在該書第二小節〈童年後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嬰兒對糞便的認識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麼關係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介紹了近代心理學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
奢蒂博士在《愛憎的由來》一書中指出，在嬰兒稍微懂事之後，成年人對其便溺行為最好不要「過分的申斥儆戒」。這種不知清潔的兒童雖然不大惹人喜歡，但是他們長大以後，性格卻比較「溫柔寬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會和別人多爭閒氣」。這一研究成果告訴人們，如果成年人對嬰兒「清潔的訓練，略微放鬆一些，或開始得比較晚一些，我們的情緒生活便會安閒鎮靜得多」。這樣一來，大家就容易和諧相處。
這一發現與我們的教育觀念正好相反。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才強國戰略和望子成龍思想的影響下，加強兒童的早期教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這很可能是許多獨生子女缺乏溫柔寬厚的性格、不容易與別人和諧相處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小被逼服從 長大後欺善怕惡
如果說許多中國家庭在兒童早期教育中已經陷入一種誤區的話，那麼由學校介入的「兒童後期教育」，又是什麼狀況呢？
自從恢復高考以後，由於就業壓力愈來愈大，再加上「知識改變命運」的宣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死灰復燃，青少年一代陷入應試教育的惡性競爭之中。這種教育要求學生必須遵守學校紀律、服從組織管理、聽從老師指揮、接受知識灌輸，以便在高考中取勝。近年來大家對應試教育多有批評，並提出素質教育來彌補其缺陷。但由於素質教育並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因此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現有局面。
這種局面與赫胥黎在書中批評的情況極其相似。為了讓大家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學家羅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關論述。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羅素就憂心忡忡地指出：「在許多國家……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這種退步包括四點：一是嚴格的紀律的恢復；二是絕對而不問事由的服從；三是對老師的唯命是聽，已經到了一個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識方面消極地接受灌輸，而不是積極地自求啟發。」
他認為這種教育只能培養出雙重性格的人。所謂雙重性格，是指「對在上的人要服從，要怯懦，對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蠻不講理」，對其他國家的人，當然也是這樣。因此羅素認為：「童年的紀律訓練和成年的戰爭愛好有前因後果的關係。」
沒有學會獨立 性格內疑外懼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則從人格培養的角度分析了強逼教育的危害。她說：
一個兒童，如果沒有學會獨自一個人行動，自主地控制他的作為，自動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後，他不但容易受到別人指揮，並且遇事非依賴別人不可。一個學校裏的兒童，如果不斷地受教師干涉、禁止、呵斥，以至於詬罵，結果會變成一種性格上很複雜的可憐蟲。
之所以「可憐」，是因為他有一種「內疑外懼」的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在年輕時表現為「羞縮」，成年後又表現為頹喪、萎靡不振和逆來順受，「而一遇危機，連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氣……都拿不出來。」
因此她認為，強逼被動的教育對一個人來說，「第一步是養成一種永久的自卑與自餒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後一步，是教他們……一種五體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補充道：「我以為蒙特梭利博士還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種自餒的心理倒並不是完全消極的，而是有它的積極的補償的，而其補償的表現就是對於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為如此，他認為這種教育是政治玩弄的新花樣。
看來，我們不僅要重新認識「聽話的孩子」，更要反思他們所受的教育。
原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