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 起
在大學時，念的是中文，可是經常流連的地方，卻是藝術系。我修讀過藝術概論、中國美術史、西方美術史……還不時旁聽丁公──丁衍庸老師的課。
香港藝術館的展覽，不分古今中外，我總不會錯過。
因為「虛白齋」，對司徒元傑館長名字，當然不會感到陌生。
一直以來，他策畫的展覽，從展品的選取，到展覽的布局、安排、部署……都給我們帶來驚喜。
2001年《氣宇軒宏──李可染的藝術》，展覽以牛的意象，透顯中國人勤勞苦幹的精神面貌，令人低迴不已。
2007年《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展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哄動一時。
2011年《墨韻國風──潘天壽藝術回顧展》，亦教人印象難忘。
正式認識館長，已是2012年。那年5月，藝術館舉辦《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術》展覽，而且分為「人間情味」及「護生護心」兩個專題，在文化界引起極大迴響。我還就「護生護心」展覽，寫了一篇觀畫後記。
猶記得2013年2月，他到屯門天主教中學演講，題目就是「德藝雙馨──吳冠中」，他說得精彩而動聽，藝術家背後的故事，令人下淚……
然後，是2014《巴黎．丹青──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巴黎，前衛浪漫之地；丹青，傳統古老的書畫代名詞，二者並列，從作品到展覽的布局，處處可見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早就想約司徒館長做專訪，可是他真的太忙，直到前一陣子，他才抽出時間，接受訪問，地點就在觀塘香港藝術館的臨時辦公室。
訪談的內容，當然離不開「至樂樓」的書畫藏品、吳冠中的畫作，在短短約一個月內，藝術館先後獲得一古一今的捐贈……
話匣子打開，却從他小學時代說起。
邂逅《芥子園畫譜》
司徒館長自少喜歡藝術，源於小學時代。
就在小學三、四年級，他已開始將人家在大廈後樓梯拋棄的舊雜誌，如《大成》、《大人》拾回家去，雖然不大了解雜誌的內容，但封面的中國畫對他來說，卻極為吸引──「如齊白石的畫，我很喜歡，但當時我根本不認識他是誰……」他往往撕下封面，收藏起來；課餘翻閱《華僑日報》，亦會將文化版介紹畫展的文章剪下來，貼在簿上，製成私人「剪貼冊」。
在學校有美術課，他很喜歡繪畫，老師稱讚他畫得不錯，經常獲得「貼堂」的機會，也曾參加繪畫比賽獲獎。
他猶記得，有一次放學後，在觀塘逛書店，偶然發現書架的高層有一本《芥子園畫譜》，他隨手拿下來翻閱，覺得這本「古書」很有趣。
當時，他只是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學生而已，果真「別有根芽」！
「這年暑假，哥哥做暑期工，賺了點工資，要送份禮物給我。」──他選的正是《芥子園畫譜》，收到禮物後，便開始用打字紙臨摹「畫譜」。傳統畫譜只有線條，他便自行加上水墨，從此，愛上中國畫。
「眼見人家的畫蓋上圖章，自己沒有。當時不懂什麼是印章？也不懂什麼是篆刻？只知『紅色』的東西是父親在手冊上蓋圖章時的『印泥』……」館長很聰明，他學過用「薯仔」刻字，便用「擦字膠」刻上「司徒」兩字，用作自己的印章，又從圖書館借來參考書，得知「印泥由阿麻仁油加艾草加硃砂製成」，於是用「生油」加上「紅粉」*，製成自家「印泥」……
「藝術教育有提及『遺傳與環境』，小孩在成長過程中，一定有不同的天份。男孩子喜歡畫大砲、鐵甲人之類的漫畫，自己畫得好似，想不到後來走上『中國山水畫』之路……」談起往事，他邊笑邊說：「藝術有『直覺』成份，有人視之為『幼稚』，齊白石在畫中展現的童真、直率，便教人着迷不已，無論是畫一隻蝦、一個枇杷果，都很好看。」
回想當時，他不知什麼是宣紙，也不懂什麼叫「水墨淋漓」，將《大成》中的封面仔細觀察，不曉得何以「蝦」的墨色會化開。
直到上中學，他才知道世上有「月宮殿」的存在，偶然有一次上美術課，無意中將畫紙弄濕了，抹乾後落墨，才發現「墨化」的效果。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齊白石的處理方法。
「兒童的好奇心，引發兒童的探索力，這種嘗試的動力，純粹來自興趣，是自發的行為，也是一種生活上的偶得。」念藝術教育的館長，分享了他的看法。
*紅粉：染料店所棄的紅色顏料，他拾回取用。
讓孩子發揮創意
司徒館長於英國念「藝術教育」時，曾研究過香港的美術教育，他發現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扼殺孩子的藝術成長──「例如在中秋節，老師派發畫紙後，便吩咐學生畫『中秋節』，完全沒有引導；或是將一份『教材包』派給學生，着學生做一個燈籠，作業完全一模一樣的，一點創意都沒有……」他愈說愈激動。
「這種教法完全無助於引導孩子發揮藝術潛質，最『弊』是用『似』與『不似』去評定學生的作品。學生畫得不似，便好有挫敗感……」而藝術不是以「似」為標準，而且一似便「死」，正如齊白石所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似不似」。
他舉出另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書法如此優秀，為何小孩子會『憎』寫書法？」學校以『默書、騰文、罰抄』三座大山，將優秀的書法藝術轉化成最具懲罰性的行為，帶給學生最不愉快經驗……而且當年的墨盒會『好臭』，寫毛筆字的集體回憶，就是給老師『懲罰』，而且『好臭』，多可怖的聯想！」與館長年齡相若的我，大有同感，未知年輕的讀者，可有共鳴？
「香港的書法教育徹底失敗，藝術教育亦失敗。」館長一邊說，一邊搖頭太息。
西方的藝術教育又如何？在英國念大學時，他曾往學校觀課，觀察學生上課的真實情況，跟香港的完全不一樣，「首先，他們不會以『似』作為評賞標準，教師會引導學生去探討、去發掘，刺激學生創意，不會隨便作出評價，也不是要學生當藝術家。」這種教學方向，對他的影響很大。
從「拆解」到「策展」
「展覽的目的就要將藝術作品介紹出去，讓大眾了解、欣賞……藝術家很偉大，他們透過慧眼，將紛紜世事，加以組織、沉殿、昇華，創作成藝術品。策展人就是要將作品『拆解』，用深入淺出的手法、立體的角度去展現作品的特色……」他回港後當策展人，信念亦植根於此。
「例如豐子愷的作品，可用文學的角度，亦可歷史角度去了解。藝術家的思想、生平經歷，其實都很精彩……」館長策展經驗豐富，順手拈來，例子比比皆是。
「又如吳冠中，他在50年代選擇回國。40年後重返巴黎，與老同學熊秉明見面，熊問他『你有無後悔？』他堅決地說『我不後悔！』對於自己的遭遇，他也沒有控訴。如果他選擇留在巴黎，反而會有失落感，民族感情的失落感……」回顧吳冠中的遭遇，以及他的藝術，再探索何謂「民族感情」，可以重新作出理解。
2010年，因為《獨立風骨──吳冠中捐贈展》，館長到北京訪問吳冠中，再問他「你後悔嗎？」他亦答曰「不後悔！」。不過，重提舊事，令吳老很激動，還為展覽寫了一篇題辭：
獨木橋頭一背影，過橋遠去，不知走向何方。
60年歲月流逝，他又回到了獨木橋，
老了，傷了，走上橋，面向眾生。
「『傷了』是什麼意思，他在講自己的『苦難』……」館長補上一句。
吳冠中另有一篇文章，是在1995年研討會上演講稿，他提到「苦難對藝術家來說，是一種『恩賜』，沒有這些苦難，藝術家就成不了藝術家，如果梵高的命運不坎坷，就沒有梵高……」
事實上，20世紀不少學者、藝術家、文學家都面對這些境況，如季羨林、老舍……還有石魯、李可染、黃永玉、潘天壽──「2010年，我去杭州，路過潘天壽教授紀念館，他的兒子告訴我，門前那條西湖邊上的南山路，當年就幾乎寫滿了批鬥潘教授的大字報。我走在那裏，那種感覺又來了……」
「又如豐一吟大姐，眼見父親豐子愷捱批，她說『不要批他，批我吧！』，甚有木蘭『代父從軍』的氣慨，但木蘭是帶着為國犧牲的精神，而在中國那個時期，中國人鬥中國人，令人多悲難受！」司徒館長曾為多個藝術家策畫展覽，說到這裏，感慨不已。
「做展覽其實不止書畫咁簡單！」溫文爾雅的館長，淡淡道來，卻擲地有聲。
「藝術透顯人性、性靈，與性情有關，是屬於精神性的東西，亦與道德有關。欣賞一張畫，是視覺藝術，看到美好的、愉悅的東西，但對創作背後的理念，以及藝術家創作的過程，多加了解，會產生不一樣的觀感。」作品的背後，其實可以滲出很多觸動心弦的小故事。
話說有一次，為了做李可染的展覽，到北京去看真跡，他還記得與李老的後人聊天的情景，了解到了大師背後「實實在在的東西」，當中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由於當年缺乏紙張，李可染只好在一張紙上，不斷地寫字，乾了再寫，久而久之，於是將這張紙填黑了，於是產生了一張「全黑」的畫紙，不單突顯出其境況之艱苦，亦反映了其不屈不僥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
為何20世紀中國偉大的藝術家的遭遇總是如此坎坷？這實在是時代的悲哀──「捱過了，死不去，便可留下來。」這些藝術家還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還能堅持藝術。
所謂「行為藝術」，是通過一些裝置去作出嘗試，純粹表達一種概念，亦可視之為一種實驗。可是，李可染那張「黑畫」，是發自內心的行為，並不是無病呻吟、刻意經營之作。他做的時候，當然並沒有界定這是「行為藝術」。
館長突然想起了一件「裝置藝術」，安放在「猶太博物館」內──兩大塊玻璃中間，夾着很多猶太人的頭髮，那正是他們被迫進入毒氣室之前，被剪去的頭髮。這件作品的震憾力相當驚人，對人類的悲慘命運，對於大屠殺，提出一種有力的控訴，教人禁不住掉眼淚。
由此可知，現代藝術，可以用歷史角度去看，透過藝術品，可以引發感情，帶出思考──「以前看藝術品，藝術就是藝術，但現時策展，可將這個元素加入展覽中，在視覺藝術以外，多說些精神性的東西。實驗證明，一直以來，做得頗成功，效果亦不錯。事實上，藝術最高的境界就是「感情」方面的東西，引導人家看多些、了解多些，也是好事。」館長如是說。
每次北上探訪回來後，他與助手便會將大師背後的故事整理出來，發給藝術館的導賞員，讓他們在現場與觀眾分享。近年，他還留意到視像媒體的作用，把策展的過程變成影像記憶，送到學校播出。「自己先要將感情投入，效果才會有很大的差異。」
藝術感染力可與歷史、時代掛鈎。如《獨立風骨》展出吳冠中的作品《拋了年華》，所謂「寧折毋屈、不惜年華」，引發了多少人的共鳴、反思？！
據說，吳冠中很喜歡悲劇，「從感情壓抑着，由熱淚盈眶，到迸發出眼淚，是一種感情的洗滌激發。」這就是藝術的力量！
對中國文化要有信心
談到現今社會年輕人的精神面貌，司徒館長指出「愈來愈少學生選擇去唸文學、藝術，年輕人急於求成，只選擇一些刺激感官的東西，而那些要浸淫、要讀書的學問總會被忽視。研究藝術，一定要念書，因為要研究作品背後的文化底蘊，例如文學、歷史，這種求知的精神，似乎已敵不過目前的潮流。」
人們追求快速、易得的東西，幾句看完的短篇，最受歡迎，大部分人不喜歡閱讀長篇大論的東西，這是惡性循環，歷史發展到這裏，好像是到了一個必然階段。雖然如此，但館長引用萬青屴教授曾說過的話：「我們對中國文化要有信心。」輸出正能量。
萬教授曾有一段頗不愉快的經歷，他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當年被打成「壞分子」，進了牛棚，認識了很多大畫家，如李可染、陸儼少等。後來他去美國念書，然後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多年。當年籌畫「存念」展覽時，他談到自己在「牛棚」時的經歷，說起一件往事──
「有一次，他去到一個很偏僻的農村，看到幾個孩子在村口『玩』寫詩，他很驚訝，也很感動。你想像不到，詩還是押韻的，像『打油詩』。」
看到這個情境，萬教授領悟到「中國文化優秀之處，是不會失去的，會慢慢滲透，遇上合適的土壤，便會開花結果。我們要接受、面對這個時代，在腐敗中求進步。」
「我們要化消極為積極，腐敗出現了，便要面對，在腐敗中求進步，當然難度高些，所用的時間也要多些。」館長一語中的，他曾到中學演講，從藝術談到德育，引起了不少學生的反響，亦播下種子。
什麼人遇上什麼人
司徒館長一再強調，2019年藝術館重開，一定要做「藝術教育」。他想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研發教案，教具……「世代在變，正因如此，要多做一點功夫，藝術要從教育入手，尤其是『準』教師，一定向他們入手。」
館長想起當年投考助理館長時，遇上的考官──譚志成、曾柱昭和丁新豹三位先生。「我在面試過程中曾說過一句話，令他們覺得很impressive！」
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推廣博物館的展覽？」你道館長如何的回應？
「擒賊先擒王」──他主張要向教師「埋手」，讓他們明白，並產生共鳴，如此發揮出來的效果，至少可以影響一班學生，甚至更多人，收效極高。
故此，藝術館出版了很多教育小冊子，例如做《獨立風骨》展覽時，為了推廣藝術教育，他們編製了《小畫簿速寫大世界》，介紹吳冠中的速寫藝術，對象以香港的年輕人、學生為主。編製團隊緊密合作，館長表明「自己很肉緊」，不時找教師提意見，常問「這樣寫，學生明白嗎？用字、用詞如何？」小冊子的設計模式貼近「漫畫」，用“Speech bubbles”展示，連字體亦考究，採用「小朋友」樂見的字體。
吳冠中看到小冊子後感到很滿意，亦感到開心。因成本昂貴，政府資源有限，故印量不多，有見及此，吳老一聲「我給！」，便捐出6萬元，結果加印了2000本。他們自行貼上郵票，寄到學校圖書館去，「雖然做得很辛苦，做完之後，同事很有成功感，也感到很滿足。」館長一邊翻閱這本小書，邊說起往事，笑瞇瞇的，喜形於色。
藝術館做小冊子甚多，「李少染、潘天壽……都有！」
帶着手卷去旅行
吳冠中經常在江南一帶寫生，柯橋、甪直、朱家角、周莊、西塘、南潯……全是蘇浙一帶的水鄉，司徒館長全都去過了。未做吳冠中展覽之前，他對這些地方已深感興趣，覺得這些地方，黑瓦白牆，很有味道，亦富詩意。
以實景對比作品的畫面，是館長最愛做的事情，
例如《姑蘇繁華圖》，是清代宮廷畫家徐揚創作的一幅長卷，比《清明上河圖》還長一倍多。展出之前，從蘇州到木瀆，他沿着乾隆下江南的路程走了一趟，還拍攝了很多照片，「可以感覺一下，為何畫家會如此繪畫，他一定按照皇帝的意思去畫，如何取捨？畫什麼，不畫什麼，都反映了皇帝的心意。」
如此去欣賞一幅作品，他覺得很有意思，當時有一本旅遊雜誌U Magazine訪問了他，標題就喚作《帶着手卷去旅行》。
「其實，我是受日本旅遊書影響，日本人很厲害，他們設計了不少很有意思的旅遊路線，如『梵高之路』。」受到啟發，「我們也可設計『吳冠中之路』，他去過那麼多的地方，我們拿着他的畫作，沿途觀察『似』或『不似』的地方，一定很有趣……」館長愈談愈興奮，彷彿已身處江南，走在水鄉。
藝術的「知者、好者、樂者」──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專訪（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