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逝世，在他1996年得獎後一年，首次到訪中國參與研討，訪問為期兩周，順道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經濟改革等。北大教授張維迎曾是莫里斯的學生，當年便親自帶他遊歷中國內地和香港，期間莫里斯對新事物不時表現得興趣盎然。張維迎便紀錄這些點滴，寫成長文。如今這位經濟學家逝去，本社轉載這篇文章，並分四次刊登，來讓讀者一暏他的生活面貌。
4月10日，即我們剛到西安的當天，陜西省省長陳安東先生在希爾頓飯店會見並宴請了莫里斯教授，在座的有西北大學校長、陜西省教委副主任等。會見時，雙方都講了一些非常客套的話，但在餐桌上，省長的談話卻集中在一些非常敏感的政治和外交問題上，特別是關於香港問題。我知道莫里斯教授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對政治不在意，也不諱言英國以強權佔領香港的歷史。但我理解，每個民族的人都對自己的民族都有一些特殊的感情，談論這樣一些敏感的問題很容易造成尷尬的局面。謝天謝地，尷尬的局面沒有出現，省長和莫里斯教授都不愧是談話高手。
與省長談彭定康
記得上餐桌不久，省長就說，香港很快就要回到中國了，現在看來，彭定康的三違反政策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教育了香港人民，不再留戀英國的殖民統治。7月1日，彭定康就要回到英國了，希望你們歡迎他回去。莫里斯教授說，他來中國前聽到一個謠言，說英國首相要任命彭定康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院長（註：莫里斯教授原是三一學院的學生，現為院士。他告訴我，在三一學院學習和工作超過一年以上的人中，有29位諾貝爾獎得主）。按學院章程，三一學院的院長都得由首相直接任命。一般來說，首相會任命一位學者為院長，但理論上講，他也有權任命一位政治家當院長，這樣的事情以前也確實發生過。莫里斯教授說，他希望能任命一位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如果真的像謠言說的那樣，彭定康要回來當院長，那他寧願彭定康不回來。（註：彭定康卸任香港總督後曾任英國駐歐盟大使和牛津大學校長，但沒有出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
後來，談話轉到歷史上來。有一次，省長說，澳大利亞是我們中國人首先發現的，但發現的人看到那裏空無一人，耐不住寂寞，就回來了，否則的話，澳大利亞可能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了。莫里斯教授回答說，19世紀，英國有許多犯人沒地方去，政府把他們趕到澳大利亞去了，可能是你們中國當時沒有那麽多犯人吧，所以，你們錯過了機會。（為了使談話更柔和一些，我插話說，中國的犯人都送到海南島和西部去了。）
宴請結束時，省長對我說，莫里斯教授是他遇到過的最健談的英國人，其他英國人，你不同他說話，他就不說話，只埋頭吃飯。
莫里斯教授不僅談的多，吃的也多。離開前，他拿了菜單想作紀念。旁邊有人插話說，省長還是一位書法家，省長隨手掏出筆，在菜單內封上寫了「難忘今霄 陳安東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送給莫里斯教授。兩天後，當我們在大雁塔參觀時，果然在「玄奘紀念國際書法展覽館」內看到了省長寫的掛幅。
回飯店的路上，我對莫里斯教授說，我不曾想到省長會談那麽多政治問題。他說，他也沒有料想到。
天安門廣場兜圈
4月15日下午，國務委員李鐵映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金融風險管理研討會」 的外方專家和部分國內專家（實際上，除我之外，都是體改委的人）。3點半我們出發，車到人民大會堂西南角的會面廳時，剛過4點，接見時間又由4點15分改在4點半，主人還沒有到。體改委領隊的人建議，由司機開車帶客人在天安門廣場周圍兜幾圈再回來，因為，按照中國領導人接見外國客人的規矩，為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必須是主人等客人，而不能是客人等主人，所以，客人必須在李鐵映先生到後才能進來。麻煩在於，主人又是高級人物，客人不能遲到，北京的交通狀況又使客人必須打一個提前量，這就形成了一個難題：必須提前到，又不得先進屋。難怪司機說，他常帶客人在天安門廣場兜圈，有時，一兜就是好幾圈。莫里斯教授前天晚上和當天上午剛去過兩次天安門廣場，他開玩笑說，早知如此，他上午就不來天安門廣場了。我想，凡是安排有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的外國朋友，就沒有必要專門去天安門廣場瀏覽了，待接見的那一天，你們有的是時間。
會見在4點半開始。在莫里斯教授等外國客人進入之前，體改所的烏傑和曹遠征等人已就這次金融風險控制會議的情況向李鐵映作了匯報，所以，李鐵映與外賓談話的主題非常集中，也沒有談什麽政治問題。在客套之後，李鐵映首先談了中國金融領域面臨的風險管理的逼切性，接下來，他就請外國專家發言。莫里斯教授當然是首先發言了。當他談到降低風險的一個辦法是利用中介機構時，李鐵映插話說，中國面前的金融風險主要是中介機構造成的。我理解，莫里斯教授講的中介是指投資基金，而李鐵映講的是如「中農信」這樣的機構。在我看來，這樣的會見只能是禮節性的。
諾貝爾獎不期而來
在中國期間，有好幾次，人們好奇地問莫里斯教授，他是什麽時候得知自己獲諾貝爾獎的。他回答說，1996年10月8日上午11點（瑞典時間中午12點，諾貝爾委員會總是在這個時間電話通知，即使獲獎人在美國加州）。當時他在辦公室接到從瑞典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是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得主之一，一開始，他不相信，以為是有人同他開玩笑，因為過去確實有人被開過這樣的玩笑。只是當他認識的評獎委員會的一位經濟學家直接同他說話時，他才相信，自己真的是獲獎了。（據說，Modigliani教授當年聽到自己獲獎時，一開始也不相信。或許，不少得主都有類似的反應。）
1997年元月29日下午，我和莫里斯教授一起從劍橋大學到倫敦經濟學院參加學生們為他舉行的慶祝會，路上，我曾問他是否曾想到過自己會得諾貝爾獎？他笑着回答：可以說，沒想過。他說，很長時間，他就認為MIT的Peter Diamond教授應該得諾貝爾獎。當然，因為Diamond教授的許多研究是與他合作完成，如果Diamond獲獎，他或許會跟着沾光。事情沒有如他想像的那樣發生，不過他仍然認為，Diamond未來仍然有希望獲獎（註：Diamond於201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過，莫里斯教授提到，當年，Edmund S Phelps在看到他1971年發表的所得稅文章的初稿時，就認為這篇文章應該得諾貝爾獎。當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剛剛建立。另外，有幾次他到一些大學演講時，主持人在介紹說，這可能是未來諾貝爾獎的得主。不過，他說，戴過這種高帽子的恐怕不下100人，誰也不會當真。（註：Edmund S Phelps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我曾問他，有沒有人把獲得諾貝爾獎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他說，自然科學界有，但經濟學界大概沒有。
有一次，在談到數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關係時，他說到，今年3月，他在波蘭給數學家作了一次學術報告，主持人在介紹他時說，諾貝爾獎沒有數學家的份，不過，數學家已找到了摘取諾貝爾桂冠的途徑，那就是把自己變成經濟學家。我開玩笑地問他，那你決定從數學轉向經濟學時，是不是想到要得諾貝爾獎呢？他回答說，那不可能，因為當時還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呢！
莫里斯教授還告訴了我有關諾貝爾獎的許多有趣的故事。阿羅和希克斯於1972年因對一般均衡理論的貢獻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阿羅有點不大高興，因為他覺得像他這樣的經濟學家應該單獨獲獎，不應該與他人分享；而希克斯說，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把他的貢獻搞錯了，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貢獻在經濟史方面，而不是一般均衡。威廉姆．維克瑞在獲獎後，強調的是自己在有關改革地鐵收費、選舉制度、預算赤字等方面的實踐思想，而不是自己的理論模型；他把自己獲獎的1961年論文說成是”one of my digressions into abstract economics”（在離題進入抽象經濟學的一個例子）。我告訴他，當納什聽到自己與另外兩人同時獲獎時，還不知道這另外兩位獲獎者是何許人呢。
我曾問過莫里斯教授有關諾貝爾獎提名的事，他說他每年都收到提名信，但除一次之外，他都忘記了把提名信按時寄回。他說，按規定，提名必須保密，不過，也有人為了討好別人，告訴獲獎者「我提名了你」。我問莫里斯教授，聽說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每年的提名信中，有近一半人是自己提名自己，是否真有此事？他說，這不大可能，因為按規定，自己不能提名自己。當然，是不是有人互相提名，他就不知道了。
我還曾和莫里斯教授討論過評獎的權威性問題。我告訴他，在中國，有各種各樣的獎，但評獎委員會的人並沒有激勵說真話，所以好多獎都沒有權威性。他說，要讓評委們說真話，首先得對什麽是好的成果有一個公認的評價標準，這就涉及科學規範問題。如果大家的評價標準基本一致，評委不說真話，獎的權威沒有了，評委的威信也就沒有了；相反，如果大家的評價標準相差很大，評委的自主權就大了，就可以隨心所欲。當然，諾貝爾獎也不是沒有爭議的，如對文學獎的爭議有時很大，這是因為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並不如自然科學那樣一致，同樣的作品，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這在自然科學上是不可能的。經濟學還沒有自然科學那麽標準，但比起文學來說要好一些。
公認好老師 桃李滿門
在中國期間，在好幾個場合，人們提到我，說感謝莫里斯教授為中國培養了我這樣一位經濟學家。聽到這些讚美之辭，莫里斯教授總是微微一笑，而我卻汗顏。莫里斯教授教書30多年，培養了不少舉世一流的經濟學家，我算老幾？我知道莫里斯教授對我還不錯，也不羞於承認我是他的學生，但我心裏明白，在他所有的學生中，我充其量只能算是個中等吧。當然，聽到他說好話，我還是滿開心的。在西安時，他對我的碩士導師何煉成教授說：「在培養學生方面，我們倆都有一個秘密，那就是選擇好的學生。」
今年元月29日，莫里斯教授過去的學生在倫敦經濟學院舉行了一次學術報告會，慶祝他獲獎，我應邀參加。出席這次報告會的有近200人，當然不一定全是他直接指導過的學生，也不是所有他指導過的學生都出席了。據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院長、現任英國皇家經濟學會主席Tony Atkinson教授的統計，莫里斯教授「認可的」（recognized）學生共有70多位，這當然不包括那些只是聽過他課的人。在這次報告會上，我驚訝地發現，許多我過去知道的很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原來曾是他的學生，包括倫敦經濟學院教授Tony Atkinson、現任歐洲銀行首席經濟學家Nicholas Stern、劍橋大學教授P. Dasgupta等這樣一些早已聞名世界的經濟學家。我原來知道的他的學生只有如John Vickers、H. Shin、Christopher Harris等這樣一些年輕一代的著名經濟學者。
作為一位導師，莫里斯教授堪稱楷模。Nicholas Stern在報告會上的發言準確地概括了這一點。Stern說：「作為老師，Jim（詹姆斯的暱稱，他的學生和朋友都這樣稱呼他）很特別。他每周見你一次；他期望你寫出一些有意思的東西；他讀你寫的東西；他對你下一步幹什麽有很好的建議。他假定你知道布朗運動，測度理論，變分法，動態替代定理及其與勞動價值論的關系；知道邊沁、盧梭、羅素和維根斯坦；知道印度的歷史，好吃的東西，嚴肅音樂，等等。在你開始作他的Ph.D.生幾天之內，他會邀請你到他充滿溫暖和友好的家作客。我記得，在我做他的學生的早期，他問我是不是錢不夠花，他有流動資金，可以幫我渡過困難。對一個博士生導師來說，這是非常嚴肅而特別的行為。當然，那是我做Ph.D.的唯一經歷；我曾以為，所有導師都會像他一樣。如你們知道的，並非如此。」
1982年，莫里斯教授曾被Warwick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在那個場合，Nicholas Stern講過如下一段話：「作過詹姆斯．莫里斯的學生的人，沒有人能忘記自己的這段經歷。當你向他陳述一個半生不熟的、不重要的觀點時，他會皺眉。另一方面，他會鼓勵你追求新的思想並用清晰和嚴密的方式表述它。他慷慨地把自己的時間和思想給予學生，他能敏銳地告訴你什麽是有意思的問題，結果可能在哪裏，他有著廣泛的興趣，這一切使得他成為激勵數代學生最好源泉。他的不少學生，許多他的學生的學生，儘管還年輕，已在歐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著名大學擔任首席教授的職位。」今天，這個級數已擴展到他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或許更遠。
莫里斯教授當年在劍橋大學讀書時的導師理查德．斯通教授，於198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陜西省省長陳安東宴請莫里斯的餐桌上，當我提到這一點時，陳安東省長說，希望他的學生也能獲諾貝爾獎。莫里斯教授回答說，可惜諾貝爾獎得主不能像中國過去的皇帝一樣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當然，他也不能阻止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有人獲諾貝爾獎。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