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嶺大學生，能訪問陳坤耀前校長，實在是興奮不已。在嶺南任職12年後榮休，陳坤耀教授自此一直專注於研究及學術工作，並在不少上市公司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近年更重返母校香港大學，加入港大校務委員會，並出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學院董事局主席，繼續為香港高教界出謀獻策。陳教授坦言，接受新的任命，是希望帶來突破：「如果我沒有願景，是不會去做的。我希望自己做每一件事都有個使命，在SPACE、在嶺南、在消委會，都是一樣。我做每一件事都是尋求突破，因此如一個地方沒有發揮的機會，我想我大概不會上任。」這一番話，充分表現了教授一貫強勢領導的作風。
近年陳坤耀教授已減少接受傳媒訪問，故這次獨家專訪實在是難能可貴。在個多小時的訪談中，我們邀請陳教授分享了他對當前香港經濟的見解，以及有關高等教育的意見。陳教授亦分享了他投身經濟學及教育界的個人故事。訪問共分三篇，本文為系列第一篇，分析香港經濟當前困境及前瞻出路。
灼：灼見名家記者 陳：陳坤耀教授
灼：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已大有趕過香港之勢。教授作為經濟學泰斗，可否評論一下香港經濟發展出現了甚麼問題？我們還有甚麼可以做的？
陳：香港經濟發展是否已到了一個限度？其實可以分為兩個問題去看。
一、宏觀視角：世界經濟發展模式型態的改變
在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過程中，不會有一個模式是永遠地對某個地方有利。發展經濟並不存在獨步單方，隨年月發展會出現變化。在經濟發展的歷史層面去看，最早期的發展是屬於較大型的經濟體系，我們稱為入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要靠加高關稅，限制外國對手的競爭能力，令自身得以踏上工業化的道路，將產品供應給自己國內的人，不用再依賴入口。這需要多方面的政策配合才能成事。
然而香港發展已不在這個階段，下一個階段就是靠出口導向（export orientation）。由入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轉型，給了香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環球經濟突然出現了一個需求空缺，令出口導向和勞工密集導向的進口產品能代替日本自己的出產。世界亦對勞工密集的製成品出現大量需求，因而造就了「四小龍」的出現（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南韓）。所以很多時候，一個地方的成功，是要看歷史的契機。
香港以往的契機，就是在50年代的時候把握機會，於出口導向的模式內獲得很多好處。四小龍發展模式是一種小島型的經濟，缺乏天然資源，主要依靠廉價勞工來獲得高度競爭能力，出口一些廉價的製成品。在這種經濟模式下，最重要的不是資源，而是一個好的港口，好讓大型船隻經過。這方面而言，香港有其他鄰近地區沒有的深水港，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非常優厚的天然條件，令香港剛好能掌握環球經濟發展帶來的機會。當然，這亦非只是因為幸運使然，我們在政策上亦做了不少配合，而中國大陸政權轉變的歷史、韓戰爆發、禁運等因素，亦使香港成為當時中國面向世界的唯一窗口。
總括而言，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屬於四小龍發展模式。然而，今時今日的世界已轉變了，環球經濟已由過往小島型的四小龍模式，變成近十年由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及南非，BRICS）所主宰，世界經濟正慢慢地向大型經濟體系靠攏。上述幾個新興國家坐擁大量人口，內部市場龐大，而最重要的是有充裕的天然資源。香港正正是在這個宏觀的轉型中迷失了。這是世界經濟發展模式出現質變的結果，不能說是香港做錯了甚麼而造成的。
四小龍的淡出與金磚五國的崛起，本身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但以往很少有論者提起。我在這裏會重點談談其中一個方向。我認為這個大勢與科技發展有關。今日的科技已是很容易掌握，可以被大眾輕易轉移、掌握及應用，科技因而變成便宜之物。此消彼長之下，現在最昂貴的，自然就是天然資源，因為生產就是需要資源，再加上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的因素，天然資源更成為各國爭奪之物。而又因天然資源主導了經濟發展，所以就讓大國掌握著重要的戰略位置。
其實不只香港，四小龍也在經濟發展形勢中有所迷失，這個宏觀的轉變過往較少有人提及。香港是在這個洪流中迷失了，所以也不能太過怪責自己。
二、香港自身的內部問題
現在單靠科技，已不能再繼續推動經濟大步向前。努力、勤奮及低工資等都不能再成為香港跑贏其他競爭者的要素 ──今日我們要依靠的是創意。而在競爭力方面，我們需要在兩個政策層面去下工夫，一就是房屋，二就是教育。當土地及房屋價格太高，就會影響城市的競爭力。當市民要負擔的房屋開支過高，工資也會隨之上漲。以往我們會說，糧食價格會影響工資，但現在香港境內最重要的因素是樓價。另外，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這是我認為目前政策上着墨不足的地方。
我的經濟思想與絕大部分香港經濟學家不同。他們大多以芝加哥學派為主，認為應該由市場主導；而我現在支持凱恩斯學派，認為政府可以更為着力投入於經濟規劃及發展，形成有效的政府（effective government），營造出穩定健康的經濟及投資環境。
現在我們仍是以市場主導，但政府卻不能不介入，因為我們不時會出現市場失調（market failure），而且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單靠市場誘因去解決。然而，現在香港正面臨憲制上的問題，所以我們無法有一個有效的政府，去執行長遠而有願景的經濟政策。
我們現在的憲制是「無黨專政」，沒有執政黨（以前英治時期有政府黨），即使我們有自由、有民主，但我們卻無法實現真正的政黨輪替，這樣就難以形成有效的政府，亦難以有任何長遠的政策。不同政黨之間沒有政策選項比較，亦會造成經濟體系鬆散的問題。
香港可能的出路
面對以上宏觀及自身的問題，香港可以做的，是推行現代服務業，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方面下工夫。現在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界線已愈見模糊，所以現代化的服務模式，正可迎合當前的趨勢。
香港經歷了去工業化的過程，現在留在香港的主要是傳統服務業。我們可以將傳統的服務業現代化，例如發展金融服務及現代物流業等等，而金融服務事實上有龐大潛力。可惜的是，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已失去不少發展的良機，現代物流業甚至已被鄰近地區趕過。前特首曾蔭權曾提出「六大產業」的構思，我認為當中一些是可行的，有一些則難於實行。但總括而言，現代的、專業化的服務行業，是香港可以走下去的道路。可惜在當前投資環境及欠缺有效政府去推動下，一些好的方向亦遇上不少阻力。現代服務業發展是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多方面配合，政府成立金融發展局是好的，但弱勢管治卻令政策處處受阻。
如此一來，面對全球經濟步向新階段的大環境，我們就未能做好轉型去迎合轉變。在亞洲四小龍中，台灣也有類近的情況，而韓國可謂做得好一點 : 在政府主導下，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韓國擺脫了以往由大企業及重工業主導的經濟模式，並在文化產業及文化出口得到了不錯的成果。
陳坤耀專訪系列 3-1
本系列文章：
陳坤耀：香港人對博雅教育仍多誤解（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