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會贊成某些政府政策。以下一一羅列。
一、拓展福利國家
首先，我會倡導一個強有力的福利國家計劃，如醫療補助計劃、食品券、失業保險等等，並讓這個計劃不斷膨脹。
我認識到，讓貧者愈貧的有效方法，就是製定政策激勵措施，助他們做出有礙自己脫貧的決策。
例證：賓夕法尼亞州公共福利部部長2012年發表研究報告，分析了各種政府福利計劃參加者（個人和家庭）所面臨的決策。研究報告具體結論如下：有兩個分別為1歲和4歲孩子、年工作收入29,000美元的單身母親，有資格獲得相當於額外28,000美元的政府福利（如醫療補助、住房券和日托補貼） 。
這樣的設想場景，反倒讓這位女性左右為難：如果找到了更好的崗位，領到更高薪水或工作更長時間，她就冒着失去大量福利的風險。薪水待遇變好，家庭經濟境況反而變差。即使兩相抵銷，可一旦考慮稅收，她就需要找到一份年薪約69,000美元的工作，才能彌補福利損失。有多少低技能勞動者可以實現這樣的飛躍？
這種窘況常被稱作「福利斷崖」。面對這種情況，可以理解，好多人選擇繼續依賴政府福利。社會保障體系造成的不當經濟激勵，與其說是在扶持每一個人，不如說是把受助者推入陷阱。他們離開勞動力隊伍的時間愈長，工作水平愈低下，他們就愈不適宜就業。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人們擺脫不了貧困，依賴於「國家保姆」而不可自拔。
此外，福利國家對家庭單位也構成衝擊。由於政府支票和福利取代了父親的薪水，福利計劃往往打破了家庭結構。在全國範圍內，自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林登·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總統偉大社會推動政府福利計劃以來，未婚出生率足足擴大了兩倍。
在我家鄉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家庭缺少父親時，貧困可能性增大到原先的5倍左右。
二、累進稅政策
如果我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會用稅收來懲罰就業和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用這些罰款來替福利國家的貧困陷阱提供資金。
經濟增長也即社會當中窮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關鍵因素，是通過資本投資實現生產率提高。對盈利公司和小企業徵收的高邊際稅，會抑制資本投資。企業接着決定不擴大生意，或將經營轉移到投資友好型國家，就業機會於是走向枯竭。
三、增加最低工資
如果我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會主張政府強制執行最低工資。供求定律告訴我們，商品或服務價格愈高，需求就愈少（其他一切亦然）。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也不例外。較高的最低工資將愈來愈多低技能窮人逐出勞動力市場。
同時，高工資吸引更多求職者，他們願意在高價格上供應勞動力。僱主招人更挑三揀四。如此一來，低技能求職者的機會將被不太窮困潦倒的更高技能候選者佔走。對於那些最需要積累工作經驗的人來說，最低工資法無疑是從底部抽走職業階梯的有效工具。
四、支持限制性綠色能源政策
如果我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會支持政府的綠色能源法案，讓能源變得愈來愈昂貴。強制更貴可再生能源的各州和聯邦法案意味着，公用事業費必然飆升。窮人就算東拼西湊，也難以負擔得起不斷上漲的電費。
五、增加企業監管負擔
如果我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會指望政府給企業強加許多代價高昂的監管。這類嚴格的限制給企業的初創或擴張設置了障礙。對於那些最急需機會的人來說，意味着職位空缺減少。堆積成山的繁文縟節，逼使企業將稀缺資源用於合規成本，而不是投資於生意，或創造就業機會。高技能合規專員的就業擠佔掉了低技能窮人的潛在求職機會。
六、擴大貨幣供應量
如果我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會支持量化寬鬆政策。在這些計劃下，美聯儲憑空創造貨幣。貨幣供應擴張會侵蝕掉你錢包或銀行賬戶中的美元價值。通貨膨脹對窮人的打擊一向最為沉重。他們技能有限，收入難以跟上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
七、徵收高關稅
如果我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會對外國商品徵收高關稅，以便限制進口。當然，受這些關稅保護的國內產業，因免於競爭而興旺，可代價如何？例如，外國鋼鐵關稅可能幫助國內鋼鐵行業僱用17萬美國工人，但鋼價上漲，會損害那些以鋼鐵作為投入要素的行業及其僱用的650萬工人。最終，這與其說挽救毋寧說摧毀了更多就業。
此外，價格上漲向消費者傳導，給低收入家庭造成不成比例的損害。就業機會減少加上生活成本上漲，都會讓窮人深陷泥潭、舉步維艱。
最後，如果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絕對不會支持競爭激烈的自由市場經濟。
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有句教訓菲爾·唐納修（Phillip John “Phil” Donahue）的名言：
「因此，歷史記錄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要想改善普通大眾的生活，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其他什麼方法，可以和自由企業製度下自由放任、不受束縛的生產活動相媲美。」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