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前新華社副秘書長何銘思逝世，終年95歲。本社重溫他的著作，以表懷念與敬意。
如何把荒蕪的南沙發展起來？
1989年我離開香港前往加拿大的時候，霍先生問我南沙計劃是否要繼續下去，我當時的意見是應該繼續做下去，所以我1990年答應霍先生回來香港後，便集中在南沙的工作上。南沙原來是一個沙田區，是由珠江河水的泥沙堆積，以及人工圍墾而成。在發展之前，南沙沒有公路，加上河涌阻隔，交通極之不方便，當地人視為荒蕪之地，稱之為「鑊底地」及「番禺的西伯利亞」。
霍先生與南沙有着比較長久的淵源。他在香港從事房地產生意，需要石材作為蓋房子的建築材料，南沙雖然是由河沙堆積而成，但區內有很多由花崗岩組成的小山丘，這些本來是海中小島的小山丘後來都成為石礦場，開採石材作為建築材料；霍先生是透過五礦公司購買南沙的石塊。霍先生也提出在南沙發展旅遊，因為那裏是中國現代革命的肇始地，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鴉片戰爭時，英國人就是在這個地方與中國交戰。南沙及鄰近的東莞都還保留了數個鴉片戰爭時的炮台遺址，位於虎門出海口水道東岸的威遠炮台便是其中一個。廖承志得悉霍先生提議後，便派了旅遊局局長盧緒章前來幫忙，那時旅遊局局長還是有一些權力的。盧緒章曾任中國外貿部副部長，他是包玉剛的表兄。
我們選擇在南沙發展，主要是霍先生的觀點，他認為香港的發展，已經到一個極限。回歸之後，香港土地面積只有約1,090平方公里，如果要繼續發展的話，便一定要和內地結合，那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另一方面，他認為廣東的發展不應只停留在白天鵝賓館般的規模，應該要有所超越。
基於他對發展房地產的經驗，霍生認為地理位置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他強調：「第一個要考慮的因素是Location（地點），第二個因素是Location，第三因素都仍然是Location。」基於這條道理，霍先生很早便體會到南沙的重要性：南沙位處珠江口的中間點，南沙與香港結合發展，會是最佳的拍檔。他的另一個觀點是河海匯合點的地理位置優勢，特別有利大城市的發展。像倫敦及紐約等大城市，都是處於河海匯合的地方。南沙處於珠江出口，面對南中國海，連接着澳門及香港，背靠廣州市，有粵西及粵北作為腹地，是一個很有發展潛質的地方，他更認為南沙前途無可限量。
霍先生初期的看法是南沙有一個連繫澳門、香港及廣州的角色。透過虎門大橋，陸路交通可以將南沙與不同的地方連接起來；他當時希望可以將南沙發展成為如香港尖東一樣的商貿區。他後來的看法更為廣闊，認為南沙可以成為一個連繫福建、湖南、江西，以至紅三角地區的中心點。這也是我們後來召開紅三角會議的原因，目的是要在紅三角地區建立基地，帶動該地區的發展。其時我們的想法很單純，認為當「老少邊窮」地區也能夠發展起來，中國便前途無量了，我們覺得應該以這種方式來支持國家，盡自己的力量為國家發揮作用。
我們還有一個很龐大的想法，就是以快速雙體船隊建立南中國沿海的水路交通網絡。雙體船從珠江口出發，可以到達湛江、北海，甚至越南，中途沿岸可以設立雙體船的上落點，形成一個以南沙為中心的海路運輸網絡。為了達到這些理想，需要進行很多配套工程。第一要有碼頭，第二要有口岸，還要有自己的船隊。我們最初請澳洲公司建造船隻，後來更自己造船，在南沙建立船廠，由霍震宇主持，他是能幹的。我們造的「南沙38」，便是由董建華剪綵。
霍先生最初提出發展南沙的看法時，我並不支持；但我願意協助他進行南沙計劃。那時候我在新華社有位置，是一名部長，有些說話權，在地方上可以拍枱罵人。今天南沙有大型購物商場，成立自貿區，發展直銷；但你要知道南沙是從零開始的。南沙的碼頭及商場等建設，都是經由填海造地產生的。南沙工程的第一根樁柱，是在1988年打進海牀的；那根樁柱位於現在南沙酒店附近。整個南沙的基礎建設、交通配套、馬路、橋樑，都是由霍先生獨資興建，完全沒有外來的幫助。來往香港的渡輪、虎門汽車渡輪、高爾夫球場、蒲州廣場、英東中學、南沙大酒店、水鄉一條街等，都是他弄出來的。回想那個時候，真的是談何容易啊！
克服發展南沙的阻礙
開始時，我們要進行很多基礎建設，但反對力量非常之大，地方亦藉機敲詐勒索。我寫的那篇有關梁柏楠的文章，文中所談的不是別人，正是霍英東先生，敍述了霍先生開發南沙的經歷，以及南沙開發區第一任書記梁柏楠如何刁難霍先生及從中獲得利益的經過，我不是一個寫文章的能手，那只是一個記錄。該篇文章在全國不同地方都被轉載，還引起了很多人對我作出批評。我們當時得不到什麼支持，我們只是人們眼中的唐僧肉，感覺周圍都是想把我們吃掉的人。那種孤立的狀況和感覺，可想而知。我現在90多歲了，回想這些事件，覺得做人應該帶點糊裏糊塗。
發展南沙，要動員很多部門，要有相對應的政策。很簡單，例如建立由香港往南沙的渡輪，便要有對應的海關設施。但這些都不是很困難，因為南沙是由廣州市管轄，只要廣州市委書記點頭就可以了。他看着你，管着你，你不能亂動。我們可以做的，只是付錢，派工程人員、派技術，樣樣支援搞建設，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們只是做「戇居仔」！
所以整個南沙發展計劃的推行，可以說是單方面的，現在霍氏家族尚未能在南沙站穩，那是正常的，因為地方是要吃你的。我們要明白形勢，接受現實，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在過程中失去一些東西，是必然的，這些都是在預計之內。但有些時候，結果並不是自己所能預計的，既然已經付出那麼多代價，縱然是沒有出路，最後也總要有個選擇，總有個是非。所以，南沙新城以及資訊科技園的建設，都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我們認為中國需要發展高科技，我們南沙可以在這方面作出貢獻。由於香港科技大學有這方面的人才，我們也決定和香港科技大學合作發展南沙。我們找來香港科技大學的林垂宙教授幫忙，請他出任霍英東基金會有限公司的董事；我是親自去邀請他的，我和林教授有很好的關係。林垂宙找吳家瑋校長，得到他支持合作的意願，但他對我是有些顧忌的。在吳家瑋時期，我們首先捐款5,000萬元予香港科技大學，開展合作。這筆款項也成為後來該校8.5億捐款的一部分。2005年的8億元捐助，是跟朱經武校長和錢大康副校長合作的事。但在整個過程中，真正堅定和我們合作的就是林教授。後來他面對着很困難的處境，被公司裏面的人排擠，他再被迫離開中華南沙科技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的位置，該公司是負責創設及營運南沙資訊科技園的單位，對他來說，是很沒趣的。作為一個學者，他已經事業有成，為何還要面對這些情況呢？
我們這些計劃，中國政府都不用投放資源；所以對鄧小平來說，何樂而不為呢！這是共產黨的觀念，讓你經營一段時間，你能夠賺錢，就是你的本事，虧本是正常的，但無論如何，到最後你還是要走的。失敗了，便只有拍拍屁股離開。所以後來白天鵝賓館、中國大飯店、花園大酒店都變成是政府的資產；有些是給政府中某些人吃掉了。這些現象的出現，是因為我們正處於一個變化的時代。
將自己成立的公司轉給霍英東後代
我從加拿大返港後，霍先生分批投了大筆款項給我發展南沙，數目以億元計。1999年我決定另外成立銘源發展有限公司，作為處理南沙計劃的工程與財務的單位。後來我決定集中處理工作，將支援內地建設與教育的銘源基金的現金撥到霍英東基金，而成為當時霍先生捐助香港科技大學的8億元。
銘源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時，我是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我的兒子、女兒和我一起作為股東，我擁有大部分的股權，是公司的永遠董事、是大股東。然而，我一直都覺得我不應該佔着銘源發展有限公司。2005年，銘源發展有限公司改組，更換部分股東；我主動提出將我的股份縮小至0.94%，並將原來在我及我女兒名下的股份轉給霍先生的下一代。
2006年年初，霍先生感到自己的健康有惡化跡象，在4月6日，他親自到何耀棣律師事務所，作出聲明及確認契約：「此等資金及貸款，源自本人自有資金，並且由本人自始決定由何兆銘（何銘思的原名）全權處理。本人謹此確認本人對該等資金及貸款之一切權益並轉贈給何兆銘，並全屬何兆銘所有。」以確認他所曾經給我的所有資金的控制權。霍生作出契約聲明時，在場的還有梁愛詩律師、霍先生的兒子及家人。之後，大家還一起拍了照，作為見證。同年10月，霍先生病情出現反覆，我於10月17日邀集霍先生子女，宣佈霍先生曾將一筆巨款交給我，作為建設南沙之用，並規定十年之內款項只能用於南沙建設；同時銘源發展有限公司也改名為「霍英東銘源發展有限公司」，成員股東重組，股東包括霍生的13名子女，以及數位多年來參與南沙建設的「開荒者」。
霍先生於該年10月28日去世。2007年，我辭任霍英東銘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交由霍生兒子霍顯強接任，公司由他領導，我則成為霍英東銘源發展有限公司的永遠名譽董事。
從2006年的契約聲明內容來看，霍先生處事非常周密，契約聲明強調：第一、那些款項是他私人的，並不屬於公司的財產；第二、那些款項是完全贈予何銘思；第三、他的家人不可以反對。但這三個元素也就構成了我跟霍家後人的死結。霍先生的家人可能不明白何銘思為何會得到霍先生的高度信任，是否何銘思洗了霍先生的腦？他們認為錢是他們父親的，我沒有資格說話。那是數以億計的金錢，為何都給了何銘思？而且家人不可以反對。這樣，便形成了一個勢不兩立的形勢，後來我與霍先生的後人更發生了一連串的官司。
從2007年開始，我基本上全面退出霍英東銘源發展有限公司，不再擔任董事長，什麼都不參與了。我覺得我沒有能力去處理，也不知道如何處理，我覺得自己已經與時代脫了節。現在，我只是該公司裏面的一個股東，是23個股東中的其中一個。我沒有想過我現在可以過着不用憂愁的生活，我相信這是我參與改革工作所得到的好處吧！
霍先生有一個執着，就是他真的將那些建設做到，你要取回就取回，他沒有覺得怎樣。他基本的人生哲理是：「靜悄悄的來，靜悄悄的去。」不需要炫耀；「千間房屋半張牀，萬頃良田一斗米。」一個人如何盡量地吃，一頓飯頂多也只是吃一斗米。霍先生最喜歡的食物是「大番薯」。人生的基本需要就是那麼簡單，難道我們到現在還不明白嗎？
書籍簡介
書名：《何銘思口述史──大時代中一位老香港的足跡》
口述：何銘思
編著：廖迪生
訪問：廖迪生、黃潘明珠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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