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王耀宗教授和博士生陳冠匡一同撰寫〈從台獨運動的歷史看香港的本土主義〉，探討香港和台灣的本土主義。文章內容豐富，現分四篇刊登，本文為第三篇。
本土主義興起的背景
從1997年至2003年，香港人經歷各種跌宕，先有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襲擊，後有SARS（非典型肺炎，俗稱沙士）奪去299條人命。各種打擊對香港經濟民生影響甚大，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雖未致於無力應對，但起初的鴻圖大計因經濟困境而擱置；新機場開幕的混亂、八萬五建屋計劃的無疾而終等，都令其首5年任期蒙上陰影。其後，董特首推行「高官問責制」，希望強政勵治，挽救大家對「港人治港」的期望；可惜，其政府於2003年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加上經濟蕭條，50萬人上街，令特區政府陷入困境，其後的紅灣半島事件、領匯上市觸礁，更成為「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
2003年的50萬人示威遊行成為北京對港政策改變的分水嶺，1997年至2003年間，中央的治港原則為不插手、不干預香港事務（註1），而中央6年來的克制，在分水嶺前後有明顯的變化，更有各種跡象顯示中央加強對港的干預（註2）。首先是通經貿，例如：中央首先扶助香港經濟，港府與內地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更緊密經貿安排》），在貨物、服務業及貿易三方面，促進兩地經濟融合。而除經濟方面，中央此後對香港政治及社會的干預，亦比03年前明顯得多。
在政制改革方面，因《基本法》附件一、二限制了主權移交後首10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方法，香港社會開始對其後的選舉方法展開討論；其中，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成為泛民主派的主要訴求及論述，而根據當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調查，「雙普選」的支持度一度高達七、八成。（註3）然而，北京經歷2003年23條立法一役仍有餘悸，生怕香港民主化會影響中央管治，故此，中央開動國家機器，針對「雙普選」作反對論述，如普選不能損害一國兩制，「一國」高於「兩制」，中央對港民主化有最終決定權等等。
而最明顯的干預，乃2004年的人大釋法，這人大常委決議非但否決07/08年「雙普選」，並且決定2008年立法會以及以後的選舉中，地區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比例不變。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干預，以此釋法為里程碑，明確地表示中央對政制發展有最終決定權，而其後十年的政制發展，以中央高度介入為主調。
中央對07/08雙普選「落閘」，埋下了2010年民主黨進入中聯辦談判的伏線。由於立法會否決了政府就07/08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建議，政制改革原地踏步，往後數年政制改革毫無寸進，而2011年政改方案的通過也只反映中央對港政制改革步伐中的主導地位（註4），其後對特首後選人「愛國愛港」的討論，以及2014年8月31日人大「8.31決定」，只令中央自2003年後對港的直接干預更明顯、更赤裸，也令港人產生愈來愈大的抗拒。
在社會經濟層面，中港融合趨勢亦於2003年後變得明顯，《更緊密經貿安排》除為中港商人提供商貿機會，亦方便內地居民到港旅遊，推出自由行政策，隨着香港與內地愈來愈多城市簽訂協議，擴展計劃，至今已有49個內地城市居民可以個人身份訪港。（註5）2009年實施但較早前已收緊的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政策，更曾令內地旅客（特別是走私的水貨客）數字飆升，甚至超出香港人口數倍 （2003年的850萬；2014年的4,720萬），驚人數字令人質疑究竟香港能否承受如此龐大的旅客流量，更甚，水貨客對日常用品的搶購嚴重影響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根據《蘋果日報》2013年的報道，屯門和上水在全新界和深水埗等地區的物價最貴，而對奶粉、藥用品、日常用品等影響最大。（註6）
中港融合的影響不僅在於日常生活，背後的是兩種認同身份之間的矛盾，而2006年至2007年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拆卸，到2009年至2010年間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在立法會撥款，正反映舊有的「殖民地香港人」身份被磨蝕。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爭議一方面反映港人強烈抗拒「中國人的身份」；另一方面，北京極其擔心香港人心未歸的事實。爭議因一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偏頗內容而引起，令香港各界對國教科的內容關注，生怕中國執政集團真如該手冊所言「進步、無私與團結」為小孩子洗腦；經過一連串的示威、佔領政府總部及學民思潮成員的絕食行動，特首梁振英決定取消國教科的3年開展期，由學校自行決定開科事宜。（註7）
總括而言，中央對港政策在2003年前後有明顯變化，如劉兆佳所述，1997-2003年間中央對港政策離不開「不干預」、「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但此原則在2003年後起了重大變化。（註8）再者，中央的干預並非只針對較重要的政制改革，對香港經濟、社會事務，中央的「無形之手」每每有跡可尋。
本土主義的論述
在北京不斷增強其影響力之下，「本土主義」勃然而生，本土主義論述出現的時間實有兩波：第一波（自2007年起） 及第二波本土論述 （自2012年起）。
在中央漸漸由幕後走到幕前之時，第一波本土論述也在香港政治論述中嶄露頭角，然而，本土論述卻非轉瞬間走到港獨這一步，第一波的本土論述不能避免地與當時熱熾討論的「八十後」、「新社會運動」、「世代論」混為一談。其實，八十後的出現，正因排拒着上一代學生隨年紀漸長，而提出經濟上北望神州、政治上民主回歸，故之八十後要回歸本土。（註9）而當其時，回歸本土的要義乃對香港這片土地的感情，甚至對鄉土生活的熱愛（註10），這份感情最主要反映在「反高鐵、保菜園村」的運動中。
這一波的本土論述源自2003年起的一連串因城市規劃問題而引起的本土運動，大抵可被整理為幾個重點，第一：否定中環價值；第二：對發展至上主義的排拒；第三：重視中下階層。（註11）雖非「戀殖」，但第一波的本土論述卻無可避免地與殖民地歷史扣連，對天星、皇后碼頭的集體回憶，對灣仔囍帖街的保育，都是從殖民地歷史中尋回身份認同的過程。
第二波的本土論述，以陳雲的「城邦論」為主，該理論的形成背景肇於民主黨走進中聯辦談判，以陳雲（2011）的說法，那是「投共」，而大陸孕婦來港產子事件，同樣是其背景之一。與第一波的本土論述不同，城邦論要解釋的是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並非只是香港人與該片土地之間的關係，而在城邦論中，香港是有170多年歷史，卻被形容為「孫女」，反觀「阿爺」的歷史只有短短的60餘年（註12），不值一哂。推到極致，就是「港獨論」。
城邦論立論背景是日趨熱熾的中港矛盾，特別是身份認同的矛盾。假如第一波的本土論述是在殖民歷史中尋回自我，那城邦論則是建基於對中共或中國的排拒的論述。香港在陳氏眼中幸得英殖政府引入自由及法治，得以保留優良中國傳統文化，故更要排拒中共和中國的劣質文化。而在陳氏的《城邦主權論》中，香港人的國民身份建立，被遠遠追塑至開埠前：（一）嶺南遺民；（二）英裔遺民及南亞遺民；（三）華夏難民；（四）南洋難民。（註13）
筆者認為第二波的本土論述最明顯特徵是對中共或中國的排拒，並非只尋回舊殖民地身份，而是建立有深厚歷史淵源的香港人身份。據徐承恩（2014；2015）的說法，香港華人原有四大族群（本土、客家、蜑家、福佬），本土族群與客家族群影響只限於新界，到1898年才租借予英國，之前對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發展影響有限。故之，徐氏認為在香港開埠前後，擔當更重要角色的是蜑家與福佬兩大族群，他們甚至參與了開埠前的走私貿易體系，是殖民地政權的第一批合作者。徐氏對香港史開端的看法，有一大膽推論：他們的歷史就是香港的「史前史」。（註14）
蜑家與福佬族群在香港開埠後，得到英國政府的「嘉許」，批出土地，從中獲利，成為首批華人精英，佼佼者包括新加坡歸僑譚亞才，蜑族郭亞祥和盧亞貴。而真正發展出視香港為家的「主體意識」，徐氏認為那要等到以海洋族群為主的香港華人受西方文化影響之後，西方教育的引入，才培養出一群穿插於中西之間、又視香港為家的華人。（註15）
第二波本土論述將香港人身份建基於100多年的殖民歷史，甚至比開埠更早期的史前史，無論是否直接影響個別本土運動的參與者，也必定為本土主義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提供了政治遊說的說明。（註16）
綜觀以上兩波本土論述，理論構成的時代背景略有不同，所要回應的爭議及訴求亦然，第一波回應的是天星、皇后碼頭拆卸、市區重建、高鐵建造，舊有「殖民地香港人」身份正在褪色，年青一代要在殖民地歷史的集體回憶中尋回身份，而第二波卻受到一連串的中港矛盾事件影響：如D&G事件、新界東北爭議、反國民教育科、「光復上水」行動、大陸孕婦來港產子、雙非等，對中共和中國的排拒比第一波本土論述明顯得多。中國對香港的「再殖民」或「文化入侵」並非只趨生一系列本土論述，亦為政治參與者製造助力，以「本土」議題吸引選票、發動集體行動，大致來說，本土主義的社會及政治組織性並不強。他們往往通過社會網絡媒介作出聯合行動，近年更對傳統泛民之「和理非非」守則提出強烈批評，認為應改以「勇武」對抗建制派，更連一向在立法會被視為最激進的組織，如人民力量及社會民主連線，也被他們批為過度溫和。2016年農曆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騷亂的嚴重衝突事件，警方大舉拘捕100多人，有些就是「勇武派」的成員。
註1：劉兆佳，（2013），《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頁7。
註2：見馬嶽，（2010），《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73。
註3：同上。
註4：事實上，2010年政改方案對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人數的調整，比起2005年的方案更為「倒退」（2005：1,600人，2010：1,200人）。而立法會所新增的十個議席，則為地區及功能組別各分得五個。
註5：旅遊事務署。
註6：〈受自由行水貨客影響 屯門 上水 物價貴絕新界〉，《蘋果日報》，2013年7月25日。
註7：蔡耀昌，（2015）, 〈2003年以來的香港社運新貌及其結構根源〉，載於鄭宇碩編，《香港政治參與新型態》，香港：香港城市大學，頁86。
註8：劉兆佳，（2013）, 《回歸後的香港政治》，商務印書館，香港，頁11,15；據劉氏所言，其變化可見於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及領導人發言，見頁15-31。
註9：鄒崇銘，（2013），〈少年香港說〉，載於黃塔烽、許煜編，《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香港：圓桌精英出版社，頁26。
註10：董啟章，（2013），〈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載於黃塔烽、許煜編，《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香港：圓桌精英出版社，頁255。
註11：陳景輝，（2009）, 〈本土運動的緣起〉，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2008》，香港：上書局，頁29。
註12：陳雲，（2011），《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頁9, 24, 114
註13：嶺南遺民乃在新界聚居的農民、漁民及海盜，聚居期遠於1842年前。英裔遺民及南亞遺民隨英殖民政府而來，多為官員、傳教士、鴉片商及苦力。華夏難民則在1950年代至70年代末逃避混亂中國政局而來。最後的南洋難民是因五十年代印尼等地獨立建國後受排斥的華人。 以上資料引自陳雲，（2015），《城邦主權論》，香港：四筆象出版社，頁38。
註14：徐承恩，（2014），《城邦舊事──12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紅出版，頁22；亦可參考《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圓桌文化
註15：徐承恩 2015， 〈香港人千年史：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 2013-2014》，台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55, 57。
註16：香港有關本土主義的論述近年可謂百花齊放，有經特首梁振英批評而獲關注的《香港民族論》，而由一眾學者所書，宣稱走「第三條道路」（即非「民主回歸」亦非「獨立建國」）的《香港革新論》中，書中黃冠能（2015）與何俊霆（2015）亦分別有對香港人的身份作出討論，而兩人都以「自由」和其他的核心價值為重點（如「法治」、「廉潔」等），同樣地都是以英殖政府帶來的舶來品，根據何俊霆（2015）的說法，七十年代在港英政府管治下，自由、法治和廉潔等核心價值得以在鞏固，該十年為其關鍵時期。
從台獨運動的歷史看香港的本土主義・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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