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9年申請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哲學碩士面試時，是我首度遇見李金銓老師。記得他在席上問了好幾個問題，而我的回答應該還可以吧，因為之後很快便獲得取錄。我的研究求學生涯及與李老師亦師亦友的關係便從此開始，至今已近40年。我無意在此全面評介CC的學術貢獻，只是想記下我們多年交往的點滴及感想。
亦師亦友
上課第一天我們同學就被告知可稱呼李老師為CC。那個年代的華人老師大多數仍然看重師道尊嚴，鮮有與學生及後輩以名字（first name）相稱，由此可見CC的平等意識和開放態度。CC不但隨和，而且教學負責，學問又好，對學術探究充滿熱情，自是受到眾多同學的愛戴。無論是在課堂內外、中午吃飯或是在CC家裡聚會時，我們都時有交流，獲得啟發之餘，也感到能在老師面前自由表達的暢快。
在CC的指導下，我完成了關於傳媒報道社會抗爭範式（protest paradigm）的碩士論文。其後我們據此更聯手寫成一書章及一學刊論文，發表在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從合寫的經驗中我進一步從CC身上學習到理論化和學術寫作的方法和技巧。CC不在多言，但見解深刻，具穿透力，讓人三思。我更感激的是CC讓我代表到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宣讀我們合寫的論文，讓我這個碩士生有機會與Wilbur Schramm，Phillip Tichenor 等國際著名學者交流開會，開拓眼界。
畢業後，我有想過回到新聞界工作，但由於我對傳播學的求知欲在念研究院時已獲燃點，再加上CC的鼓勵，最終決定到美國繼續念博士。CC的第一本專著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當時出版不久，他給我簽名留念時，在前頁上寫下了“In the hope that we will advance knowledge together”。 在那個年代，一個碩士生獲得老師這樣殷切的期許，自然感到莫大的鼓舞。幾十年後，當我獲任講座教授、國際傳播協會會士（ICA Fellow），以至退休之時，我都不期然想起CC的鼓勵及支持，當年激勵之情切可以想見。
對以上種種，我都心存感激。
淵源深厚
CC常常講緣份。我跟他也算有緣，在人生不同階段有所交集，得益於他的經驗、學問與智慧。首先，我沒有想到的是，CC離開中大到明尼蘇達大學新傳學院教書，而我也去了同一學院念博士。在那段時間內，香港的傳媒受到回歸問題的衝擊，我和CC對新聞範式（journalistic paradigm）的轉移均感興趣，常常交流探討。我最後就是以此作為核心概念，發展成為我的博士論文，並且有幸獲得當年國際傳播學會大眾傳播最佳博士論文獎。如果沒有CC不吝交流和提點，以及導師Tichenor的指導和支持，我很難相信一個香港學生的論文在那個視主流為當然的年代能突圍而出。我畢業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之後，與CC繼續保持遙距合作，最後把畢業論文擴充及改寫成書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如今回想，除了對比今天香港的新聞處境感到唏噓之外，也感到自己的幸運，在出道之初便有機會近跟CC這樣一位年輕有為的學者學習及合作，增益匪淺。
據我了解，CC對中國大陸傳播的研究興趣源自他在香港的教研經驗，而進一步的開展則是到了明尼蘇達大學之後。期內他成立了中國時報媒介與社會研究中心，曾多次召開關於文化中國傳播的會議，並將論文輯錄成書。那時華人傳播在西方主流學刊上並不多見，CC這套書為文化中國傳播研究起着承先啟後的推動作用。CC也有邀請我出席會議及投稿，使我保持着對文化中國傳播長期的關注，促進後來中港台三地的比較研究及比較傳播思想的發展。
CC在90年代中回到中大出任講座教授四年。那時新傳學院跟香港社會大體一樣，備受回歸的衝擊，而他的加盟對提高學院的聲譽和加強學院的穩定性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是為學院的再起步注入必要的力量。回到研究，最記得的是CC期內與幾位同事，包括我、蘇鑰機和潘忠黨，開展有關世界多國傳媒對香港回歸報導的比較研究。我們親自訪問了數以十計的外地記者及親自完成艱苦的內容分析，最後發刊成書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Handover。同時，CC和我們（除潘忠黨、蘇鑰機和我外，尚包括陳懷林及台灣政治大學羅文輝教授等等）也曾開展中港台三地記者比較調查研究及香港傳媒及回歸等研究。不過，篇幅有限，這裡實在無法一一細說。不過，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覺得CC是一個要求甚高而努力不懈的合作者，能與他合作共事是值得珍惜的緣份。
一代師表
CC是一個真誠的學者，對世界充滿好奇，好學不倦，以退休之齡還是著作不絕，使人敬佩。CC的學術視野是世界的，對中、港、台及美國的了解尤其深入。他的研究興趣涉及國際傳播、政治傳播、新聞研究，而他在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及帶有開創意義的研究。CC不務空談，主張多做中期理論探究。我記得他在香港回歸前還在中大時，他正着手探討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的概念，但見他反覆思考，又跟我們多次討論，務求對概念有清晰準確的闡述，可見他對理論化的認真及執著。CC是多元方法論者，不囿於量化或質化的方法，立論盡量以事實作為根據，故其答案跟一般泛泛之論不可同日而語。CC學貫中西，能自由進出世界及華人學術思想，是中西傳播研究對話自然的搭橋人。CC主辦眾多的國際專題會議和隨後的編著，固然起著開拓的先鋒作用，而他在1991年借ICA年會之便所創立的國際華人傳播學會（CCA），對提高華人傳播社群的國際地位更功不可沒。
CC是愛才的老師，對後輩及學生愛護有加，樂意跟大家交流，慷概指點，大力扶掖後進。我有幸從中受惠，也見證不少中外同學受益，真的是桃李滿天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數以十計的前度學生及朋友言辭懇切地寫出他們跟CC交往的美好經驗，異口同聲推薦他獲得國際傳播學會2014年度的最佳導師獎（Aub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CC最終獲頒此項殊榮，無疑是實至名歸，也能讓我們表達感激之情於萬一。
總而言之，無論是為學為師，CC貢獻卓越，堪稱一代師表。
CC退休在即，我謹在此表達誠摯的感激，也祝愿CC老師及師母退休安康愉快，過一個快意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