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平穩過渡香港回歸，亦可能有遏止移民潮的考慮，當年中國政府在鄧小平領導下，對港人作出三大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以及50年不變，並正式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內。這三個承諾中，有兩個與資本主義有關，即是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與國內實行的共產主義，會有一國兩制之別（河水不犯井水），和50年之內不變。
問題是，整部《基本法》內，竟沒有對「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作出定義性的詮釋，可能是《基本法》編寫諸公，將這責任留待日後如有需要時，由人大釋法處理。其實，為資本主義下定義確不易，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基於不同學術或政治背景，便會有不同的詮釋。有關此議題的書藉和文獻汗牛充棟，要整理出一個令各界滿意的定義，極可能順得哥情失嫂意，難怪《基本法》諸公避而不寫，免得爭拗。
私有財產的重要性
華裔美籍歷史學者黃仁宇（Ray Huang，1918－2000）在香港回歸同年，在國內出版了他的簡體字版《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1997、2004，此書在台灣已發表過，聯經，1991），書中綜合政治光譜左中右各派、跨越四個世紀各家之言（由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到亞當史密夫、李嘉圖、馬克思、韋伯等人），列舉出歐美亞11個國家的經驗，並有心為國內老百姓對資本主義普遍的猜懼和誤解（資本家、走資派、小資）、以及對祖國未來之建設，提出一些較學術性、苦口婆心的意見。筆者對此書和黃氏的某些說法雖有保留之處，但仍欣賞他的學術考究功夫、和一些頗獨特的見解。
黃仁宇給資本主義下的定義，較學術性和冗贅，但有一個各家各派一致公認的事實，就是私有財產的重要性，他在書中便詳細列出各國的歷史經驗。筆者非專業學者，茲有如下的個人通俗定義：「資本主義是一個以私產為中心的政經體制，在這體制下，人民可擁有私人財產，並有權按己意合法使用、和在自由和公平的原則下與別人交換（轉讓、買賣、投資、典當、饋贈、等等）。這擁有、使用和交換三權，是受到一個行之有效的法治機制所保障的，而這法治機制中的立法部份，亦應有一定程度上的民意/民主基礎。私產可以是有形的財物，但亦可以是無形的如勞動力、知識產權、信用等。」相對共產主義而言，資本主義實亦可稱作「私產主義」！
在英國治下，香港回歸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便是英國本土的，或稍作迎合香港本地的一些修改。而何謂英式的資本主義？黃仁宇在他書中有頗詳盡的介紹和討論，羅列出由大憲章以來，經歷無數次的挑戰和修改而成，包括馬克思主義學者稱之比法國大革命早一個世紀的英國革命（即1640至1690年間的內戰、英皇查理一世被斬首、短暫共和體、帝制復辟、和「光榮革命」）、多次土改（包括圈地運動）、政黨的成立、銀行和保險業、股份公司和股市、海外貿易、工業革命、工會和工黨的成立、等等。
經歷了逾個半世紀的主義鬥爭（自馬克思與恩格斯於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起），在冷戰結束後多年的今天，全球各大國的治國方針，已回復到一個較實用主義的基礎上（亦是美國立國以來的主流思想，更曾被胡適等人在國內提倡，後亦有鄧小平的「黑白貓論」），不再堅持單一和不設實際的某某主義了，特別是在多政黨輪替執政的國家。
滲入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
回歸前的英國資本主義制度，實已滲入了不少社會主義元素，包括改善由馬克思指出的各項資本主義弊端（惡性競爭、壟斷、剝削工人、童工、長工時、惡劣且危險的工作環境、等等），引入各種保障工人權益和社會福利的機制，和在二戰後根據凱恩斯（Keynes）學說推行的各種計劃經濟政策。然則自1970年代以降，芝加哥學派猛烈反擊凱恩斯學說，重新倡導古典經濟學的放任（laissez‑faire）「小政府」政策，視計劃經濟乃各種社會弊端的禍首，並主張公營企業私有化，由戴卓爾總理和列根總統帶頭付諸行動，影響至今。
當年，港府財爺夏鼎基（1925－1999，於1971至1981年任財政司）提出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實是一個冷戰年代的空泛口號，與香港的房屋、醫療、教育設施等實況不乎，但芝加哥學派大師、戴卓爾和列根的首席經濟顧問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12－2006），竟用了夏鼎基年代的香港，作為他1980年著名電視特輯《Free To Choose》的重點例證，把香港說成是自由市場的典範，斷章取義且言過其實。
就算不計麥理浩（1917－2000，於1971至1982年任港督）的十年公屋和九年免費強逼教育計劃，香港當年依賴國內高度補貼的超廉價食物、食水和日用品供應，實亦是政府干預市場的一種。筆者自幼（1960年代）便幫家父在旺角街邊擺檔做小販生意，政府積極不干預，實只是個美麗的誤會，反之，港英政府當年對工人權益的壓制、對商家的傾斜，仍遺傳到今天。在佛氏吹噓「自由不干預」福音之後17年的1997，香港的公共開支和福利機制，又向前邁進了好幾大步（雖然仍遠不及英美加澳紐），而香港的土地、房地產和金融（如與美元掛鉤）等政策，更是極度市場計劃／干預的典範。然而，佛利民既是諾貝爾得獎者，他的學術理論如在貨幣供應方面的，當亦有過人之處。
資本主義必須配合法治系統
撇開有無民主、多少民主、或民主進度快慢不談，資本主義的實行，必須有一個完善的法治系統配合才可，而英國在這方面確有它的長處，不單只是寫得完美和浩瀚的法典，而是一個經歷無數次的挑戰和修改，逐步演變成一個行之有效的法治機制，包括立法（國會和各級政府議會）、各級法院、法官、律師、陪審團、執法和懲處機構等等的一整套機制。香港回歸前，便是承襲並得益自這一套開明的法治機制，《基本法》雖沒有給資本主義下一個開宗明義的定義，但內中便重複多次的保證，會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擁有、使用和交換權）、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行動、言論、結社、出版、宗教、等等）。然則國內今日之共產主義體制，亦已不再將無產階級和階級鬥爭放在主位、更容許私有財產（物權法），和在大原則下逐步推行民主，正如筆者一位黨員朋友的講法「慢慢來，中國太大，起碼先有黨內民主」。
50年不變，理論上香港回歸前的民主程度，不變亦無違反鄧公當年的承諾。最終會有多少民主？港人心中有數，香港又怎可能超越國內？但對法治的任何侵蝕和衝擊，肯定會令多數港人的信心動搖，相信這便是他們的底線、他們要捍衛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