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底，我忽發奇想，很想訪問陳冠中，於是便以電郵聯絡他。他告訴我，人在北京──「下次回港時間可能是明年4月了。」我們遂約定「保持聯絡」。
至今年3月下旬，側聞他在深圳有演講，於是便問他是否4月回港。陳冠中回得很快──「我將於3月30日傍晩到香港，31日全天在深圳，下午與馮偉才在尚書吧座談，4月1日在香港，住在灣仔，2日回北京。」
這次行色匆匆，他竟然願意抽空接受專訪。難得！
我們約好了，愚人節這天在灣仔踫面，他住的酒店，原來就在我工作了17年半的胡忠大廈對面。真巧！
早上9時半，我和一位朋友──來當義務攝影師的Ada，在酒店大堂等他，然後一行三人，步行到汕頭街，找到一間咖啡店。店子雖小，但咖啡好喝，而且很家庭式，感覺很cozy。
我們在一角坐下來，邊喝咖啡、邊聊天。
外星人辦的雜誌
談到他當作家的源頭，就從《號外》說起……
陳冠中告訴我們，在香港大學念社會學時，已訂閱村聲（Village Voice）。1974年畢業後，到波士頓讀「新聞學」。那時候，看了很多地下報紙，例如The Real Paper、The Phoenix，這類報紙的內容很豐富，從左翼政治到飲食，以至青年人的生活，都包羅萬有，當中亦有年青一代才懂得欣賞的幽默。
其實在香港，六十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年青人周報》，以及七十年代的《70雙周刊》，都是同類型的刊物，但到1974至75年間，它們好像突然消失了，碩果僅存的，好像就只有《年青人周報》。在1976年，陳冠中還在Star當記者時，萌生了一個念頭，就是編一份這樣的刊物，最初模仿《中國學生周報》，以周報形式出版了兩期，然後是六期的雙周刊，但由於發行困難，才改為月刊。
他還記得，當時陸離還寫過文章說他們是「外星人辦雜誌」。
他跟鄧小宇是《號外》的始創人，後來加入胡君毅，負責美術、攝影，陳冠中是主編，鄧小宇除了寫稿，還負責出謀獻策……
當時，《號外》的編輯部就在灣仔譚臣道「一山書店」內。「丘世文是1977年才加入《號外》的，他是我剛進港大時，在利瑪竇宿舍認識的宿友，後來成了好朋友。他當時在『麗的』當行政人員，經我幾番游說，他才加人。」陳冠中笑着說。
到1980年，因為胡君毅搞移民，他們正缺人手，結果跑來了一個岑建勳，他自動要求加入當編輯，還帶來了黃仁逵等朋友幫忙做美術，劉天蘭也加入，做時裝特輯。
「當時很多人都是『義工』，因為他們覺得『過癮』，便自動來幫手，例如盧玉瑩、梁家泰、Vivienne Tam……」據陳冠中的回憶，當時還有Illustration Workshop（插圖社）自告奮勇要替《號外》拍封面，六位在大一學插圖的年青設計師，來當義工，對他衝擊很大，讓他真正感受到一個設計新時代的來臨。
《號外》的資金有限，可說是艱苦經營，但常常絕處逢生，有人自動投資，例如林秀峰，在「佳視」結束後，大概是1979年，他主動致電給他們，想投資10萬元，還將編輯部搬到位於莊士敦道及軍器廠街交界的麗的呼聲大廈去。
「有了投資，《號外》又捱下去……直到廣告名人施養德進來，他大刀闊斧，更改了雜誌的版面，令雜誌變得更前衞、更『高檔』……」
《號外》曾有一期做過一些關於「同性戀」的評論，態度比較開放。Gay Sensibility吸引了一些讀者，願意替他們寫文章，當時開了一個專欄叫「少數權利」，也有一位讀時裝的朋友從加拿大回來，願意編一些相關的內容。「當時義務來幫手的，大多是從外國回來、學有專才的『同代人』，如林敏怡、榮念曾、張叔平等。」
縱使是這樣，雜誌的生意是還不行，做了7至8年後，大約在1983至84年間，美國出現了Yuppy（優皮）這個名詞。「當Yuppy產品來到香港，香港的廣告公司便問香港的Yuppy媒體在哪裏？那時全部廣告公司都不知道什麼叫Yuppy，只知道有一份很奇怪的雜誌叫《號外》，便乾脆把《號外》當作Yuppy吧，便將Yuppy產品的廣告，全部交給他們做。」廣告多了，收支才開始平衡。不過，《號外》自詡「波希米亞」，最初仍有點抗拒「優皮」的標籤。
編劇都為稻粱謀
事實上，早期的《號外》，並沒有為陳冠中帶來金錢收益，卻為他在文化界增添了名氣。
在1981年，因為第一個兒子出生，不能再沒有收入，他為了謀生，不得不進入電影圈做編劇。
想當年，譚家明說要拍一齣有「尼采遊牧思想、高達紅白藍」的電影，陳冠中替他寫劇本，於是他們「遊走於城市的大街小巷，到處找尋靈感，醞釀了幾個月……」
譚家明的要求很高，不斷求變，導致《烈火青春》一直都未能「埋尾」，不斷超支，老闆唯有請來多位編劇高手──金炳興、陳韻文、邱剛健、方令正等「度橋」，構思了「赤軍殺手」的結局，而且找了唐基明拍攝最後一場戲。「電影面世，我的名字只佔了編劇的六分之一……」談起往事，陳冠中不禁苦笑起來。
《烈火青春》是香港新浪潮的重要作品，主要演員有張國榮、夏文汐、葉童、湯鎮業，在1981年上演時曾轟動一時，因為內容和意識太前衞，引起社會很大的回響。
陳冠中另一名作，是1984年的《等待黎明》，由梁普智導演，演員有周潤發、萬梓良、葉童。至於《上海之夜》，最初本來是他為楊凡編寫的劇本，但楊凡沒拍，轉交給「徐克電影工作室」拍攝，徐克請來杜國威、司徒卓漢改編，整個戲的風格都改變了。
至1985年，陳安琪導演，黃秋生、夏文汐主演的《花街時代》，由他編劇。這是陳冠中轉捩點，自此，他開始轉任電影製作人。
他策劃或監製了超過十齣香港片，以及三齣美國片，包括《癲佬正傳》、《聽不到的說話》、《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命賤》（Life is Cheap but Toilet Paper Expensive）等。
踏入九十年代，他遊走於香港、台北和北京之間，亦曾擔任《讀書》雜誌海外出版人。
1992至94年間，陳冠中離開電影圈到北京，為當時《明報》的老闆于品海，負責投資媒體的工作。
1994年，陳冠中到台灣去創辦有線電視，因為曾經當過電影製作，如何集資，如何處理預算，全難不到他，一切都開展得很順利。
在台灣時，電視台計劃開拍連續劇《總統的故事》──主角是李登輝，他邀請了張大春及平路，各寫十集內容。「豈料平路交不出功課，張大春雖交了稿，但沒拍成，最終寫成《撒謊的信徒》一書。」結果，陳冠中親自撰寫劇本，敘述李登輝擔任總統前的種種，劇集拍好了，最終沒播映，這個故事卻由皇冠出版成書。
就因為如此，燃點起他想當作家的念頭。
想當作家不是夢
談到寫小說，要追溯到大學時代。早在大學時，陳冠中已寫過三篇短篇小說，發表在《學苑》等大學生刊物。不過他第一次投稿，卻是在中學時代，刊於《中國學生周報》的「快活谷」。
1978年，他在《號外》發表短篇《太陽膏之夢》，反映出當時的香港社會，正急劇轉變，有不少新的消費品出現，主角本是個有理想的青年，但自覺未能有所作為，於是變得頹廢、虛無……
相隔20年，1998年，他在台灣完成了中篇《什麼都沒有發生》，寫一個上海出生的男孩子，成長於香港，變成一個典型的香港行政人員，有知識、有才能，但對切身的社會問題漠不關心，對感情亦如是。
那個時候的陳冠中，不想再做其他工作，想當作家的念頭愈來愈強，他有強烈的慾望要寫中國。
「台北太舒服了，我捨不得走，但在台灣，我寫不了中國大陸。」陳冠中兩手一攤，咧嘴而笑。
2000年，陳冠中下定決心離開台灣，選擇在北京定居，開始專心寫作。當時，他寫過多篇關於香港的文章。
2003年，他寫下《金都茶餐廳》，以香港爆發「沙士」為背景，藉着一班烏合之眾發起的茶餐廳救亡運動，與他提出過的「半唐番」、「Can Do精神」一脈相承。
《太陽膏之夢》、《什麼都沒有發生》和《金都茶餐廳》──三部寫於不同年代的小說，反映的是香港的人和事，後來都收錄在《香港三部曲》中。陳冠中將大量的文化符號放進小說中，讓讀者有極多的解讀空間。
遷到北京後，陳冠中原想寫一部關於中國的長篇小說，亦開始了幾個題材，嘗試寫下去，最後卻放棄了。
「試想想，住在不熟悉的北京，寫中國內地的小說，談何容易？」陳冠中毫不諱言。
直到2008年，他已在北京居住了8年，目睹中國改革30年的變化，歌舞昇平的背後隱藏着一絲絲的不安。2008是關鍵性的一年，北京奧運、四川地震、西藏問題的刺激下，他將在中國的見聞，加上想像，預言了中國的「盛世」，這個故事帶有濃厚的懸疑色彩，一幕幕的冒險歷程，卻帶有作者的真實經歷。
《盛世》說中國崛起後，成為經濟繁榮的強國，但人民對某些歷史事件卻全無記憶，背後的諷刺意味，呼之欲出。陳冠中期望這本書能引起讀者反思，希望知識分子可以拒絕遺忘，「能夠發出聲音，總會被人聽到的。」這是他的主觀願望。
這部作品在2009年在香港出版，在大陸成為禁書。
「既然寫出來，就決定好好寫下去……50多歲才成為作家，真的比較罕見。」陳冠中笑着說。
然後是2013年的《裸命》，寫的是與藏族有關的小說，主要因為中國政府在2012年，對藏族政策有所改變，激發他的創作。
陳冠中在1992年，曾三次到西藏拉薩。他對藏傳佛教，亦有所認識，事緣在1989年，哥普拉想拍一套有關13世達賴喇嘛的故事，陳冠中曾為他搜集資料，作了些研究，後來電影卻沒拍成。
「祼命」即「赤祼的生命」，同時，亦可指在生命無保障的地方，人的生命隨時會失去，命運亦隨時會改變。小說中涉及很多西藏現實的問題，有藏人自焚的片段，亦涉及西藏的商業化、藏人的改變。「以一個外來人看改革開放中國的人間世相，陳冠中看到的，很多香港人都未必看到。」這樣的小說題材，肯定不能在中國出版。
除了關注政治之外，陳冠中對於保育議題，亦有所涉獵。《祼命》一書，亦有帶出動物保育的訊息。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他已經搞環保，機緣巧合下，在2008年至2011年，曾出任國際綠色和平董事。
至2015年，《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在香港面世，成了他第三本禁書。
說起新中國，小時候的他，當然有聽過父親講及國民黨、共產黨的事，對他不無影響。
在上海淮海中路626號，有一幢五層高的樓房，這就是他父母的物業，他們一家住在三樓，樓下有地舖。生於1952的他，在上海度過了最初的4年，直到1956年，他們一家子才坐火車南下，從上海遷居香港。
論者有謂，《盛世》是反烏托邦小說，此書出版後，他常被邀請到大學演講，曾提出假設性的問題，刺激學生思考──「如果當初國共內戰，贏的是國民黨，歷史會怎樣改寫？」學生亦想出很多可能性，由此引發了他的創作意念。
「受到學生的啟發，我認為可以此為題，發展成一部小說。」於是，他落實寫出了這部「烏有史」小說。「建豐」是蔣經國的字，建豐二年即1979年。假設1949年後國民黨在內地執政，直到1979年，這30年間，中國的歷史會如何發展？小說中的七個章節，涵蓋了他想觸及的範疇，若由國民黨管治中國，那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局面？
在小說中，陳冠中嘗試將歷史改寫，不單只想帶出歷史的可能性，而且以古喻今，從過去看未來。
三本寫中國的書，結果沒有一本能在中國出版，「我的理想讀者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偏偏他們看不到。不只是遺憾，簡直是悲劇。」陳冠中不忘自我嘲諷。
出版了多部禁書，可有受到壓力？
「落腳北京多年，沒有人向我施壓，至少到今天，亦是如此，至於明天怎麼樣，可不能預料，我亦有心理準備……」答案超脫而冷靜。
「我仍然繼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寫，不要給自己自我審查的壓力，我不是永遠站在反對的立場來寫，我只想寫出複雜的真相，這個想法是否會被接受，我不清楚，但我會繼續做。」這就是陳冠中！
踏進2018年初，他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新作──小說《馬可波囉》。「馬可波囉」（Marco Polettes）是小說中的人物，由一群因外宣項目而聚在一起的年輕洋書生弄出來的自嘲稱號，從Polo生出Polette（意即小波羅），而小說中的頂頭上司亦戲稱他們為「嘍囉」，諧音轉化成「波囉」。
「這跟自己長期關注的議題和生活接觸面有關。我在北京常見到文化工作者、人文社科學者，他們的處境觸發我寫出這個短篇小說來。」他輕描淡寫地，道出創作的根源。
當時只道是尋常
認識陳冠中的文字，當然是從《號外》開始，那時剛念完大學，喜歡看《號外》。
若論面對面暢談，倒是第一次。灰黑色上衣、黑褲黑鞋，跟頭上的白髮是絕配，黑框眼鏡中的雙目，露出謙和、親切的眼神。他談吐溫文、儒雅，我們愈談愈投契，有點像朋友敍舊……
他比我略為年長，但我們其實是同代人。
人生路上，陪伴着我成長的，是《中國學生周報》，他何嘗不是？誰都忘不了，陸離曾帶給我們杜魯福、花生漫畫、莫札特，還有忌廉凍餅……
記得鄧小宇曾寫過，如果他和陳冠中拍電影，一定要將片子獻給陸離。「因為，陸離在我們心目中，比任何一位大師更重要。……我們從陸離處學到一樣比『場面調度』更重要的東西──就是她那份誠意和愛心。」
在成長階段，我們的閱讀經驗何其近似，除了魯迅、朱自清、許地山……台灣的當代作品──不論是瓊瑤的流行小說，還是余光中的詩、白先勇的小說……都是當年的課外讀物。
當然，還有「第一影室」。那些年，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跑到大會堂劇院，看第一影室放映的電影。曾幾何時，費里尼《八部半》中的夢與回憶，看得我們興奮莫名，也一頭霧水！
在訪談中，他一再強調，對他影響至深的，是歐洲的電影、台灣的小說，還有美國的Counter Culture。
回溯陳冠中個人的經歷，以及作品題材的改變，我們可以讀到其作品更立體的一面。
陳冠中曾被視為香港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走到內地，又選擇以小說來發聲，可說非常「罕見」。
時至今日，中國是他創作的泉源，下一部長篇小說何時面世？他說仍在構思中，不便「劇透」。但願他的新作，不會讓我們等得太久。
站在咖啡店門口，我們握手道別。
說不定，有一天，我會跑到北京，跟着陳冠中和他的太太于奇，逛農貿市場買新鮮蔬果去……
2018年4月8日
原刊於《大頭菜文藝月刊》第32期，2018年4月，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