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界的戰士
閻連科不僅通過農民村人、幹部土豪藉著真假夢遊偷搶打殺、姦淫擄掠的夢魘隱喻無序的社會，而且描繪了作家自身江郎才盡、殫思極慮的噩夢。按照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作家不啻是白日夢者，而閻連科正好夢遊到自己的作品中化身為小說難產的故事人物「閻伯」。《日熄》的後設主題是寫作的焦慮、作家的困境，以至調侃地把此前多部小說的題目顛三倒四（如《丁莊夢》戲作《夢丁莊》，《四書》改為《死書》等），幽憤之餘，亦幽默自嘲。誠如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名句：「寫作起來比其他人都難的正是作家。」（A writer is someone for whom writ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it is for other people.）而中國作家又比許多其他國家的作家難。（註1）劉劍梅指出這個「自我反省、自我解構甚至自我反諷的⋯⋯閻連科⋯⋯似乎無法像魯迅那樣，做一個新文化的啓蒙者，一個從上往下俯視大眾的覺醒者，一個敢於喚醒沉睡的麻木的大眾而扛起黑暗的閘門的精神界的戰士」，但筆者認為正是這「相互矛盾的『閻連科』」繼承了「魯迅精神」背後幽暗的一面。（註2）
正如李歐梵指出的，「幽傳統」之「黑暗」與五四「啟蒙」（enlightenment）之「光線」（light）其實是影形不離的一體兩面。（註3）「 幽」其實並非完全漆黑無光。馬敘倫（1884-1970）按照其金文、篆體字形，即上面兩個「幺」，底下從「火」（「山」為譌誤），會意為「火微」。（註4）「 幽」雖是暗無天日，人世間卻尚有微光。美籍猶太裔思想家漢娜‧阿倫特（1906-75）借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黑暗時代」一詞指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註5）正是這「很微弱的光亮」，讓人們「看見黑暗」（mörkerseende，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語）。（註6）瑞典文mörkerseende 指「夜視」的能力。魯迅的狂人在月光照耀下從史書中讀出禮教吃人；閻連科的盲人則看見黑暗，並使人在黑暗中看見。為人熟知的閻連科卡夫卡獎受獎演說〈上天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黑暗的人〉介紹了作者同村那個盲人，每天日出，他都會默默自語：「日光，原來是黑色的⋯⋯」每走夜路，他都會打開手電，好讓別人看到他，也順便幫助與他擦肩而過的人照亮前邊的路。最後，「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裏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裏，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註7）
夢遊中的烏托邦
瞎子令人懷念的是他在白天看到黑暗，在黑夜堅持照明。儘管作者坦言《日熄》「幾乎是一種黑暗的絕望」，但「黑暗中間是有光的，絕望中也有希望，畢竟最終太陽被創造了出來。」（註8）小說中的十四歲男孩李念念以第一人稱敘事祈神，「我爹」李天保為求贖罪而終於用象徵罪孽的「屍油」自焚以製造日出效應，「我娘」邵小敏徹夜不眠給死去的村民紮花圈，還有清潔工孤兒小娟子把火葬場屍爐房裝飾成花房，都是「黑暗中非常微弱的光」。（註9）通過裝滿手電的棺材、插滿鮮花的煉屍房，閻連科的盲人和夢人分別讓黑暗時代的人們發現生活中乃至精神上的盲區與夢境。
這個跨世紀夢境，在毛澤東時代是十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一變而為「改革開放」，習近平美其名「中國夢」。一如閻連科說的：「中國是從一個『烏托邦』中醒來，又走進了另一個『烏托邦』。」（註10）黃粱一夢，醒來後才驚覺，原來夢遊中的烏托邦，竟是個惡托邦。《日熄》是閻連科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以來繼中篇〈年月日〉（1997）和長篇《日光流年》（1998）等作品之後又一部「反烏托邦的」（anti-Utopian）黑暗小說。（註11）黑暗小說遠不如歌功頌德的「光明文學」，沒有可致日光眼炎（solar photophthalmia）的盛世驕陽，其螢螢微光終究無法驅散黑夜，只可能證「明」黑暗，「暗」示幽魂在作祟。祝修文借用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 of Marx）中提出的「幽靈學」（hauntology）剖析《日熄》裏的幽靈「正是籠罩著社會主義中國的混雜著激進、盲目、烏托邦、同質化的『中國夢』」。（註12） 言則，中國夢是否新世紀的又一場「紅」樓夢，而其太虛幻境正在全球化為夢遊世界的「一帶一路」呢？
本文為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第六屆紅樓夢獎評論集》序論，略有刪節。
1. 事實上，繼《四書》（2011）和《炸裂志》（2013）遭禁後，《日熄》也只能在台灣出版。關於這些作品被禁的情況和中國作家面臨的困局，可參看閻連科：〈因為卑微，所以寫作──「紅樓夢獎」領獎演講辭〉；李夢：〈禁書作家閻連科：自我審查更可怕〉，均收入蔡元豐：《第六屆紅樓夢獎評論集》；及袁瑋婧的專訪報道〈閻連科新作《速求共眠》──擊碎虛實邊界〉，載《亞洲週刊》，2018年5月20日，頁34。
2. 劉劍梅：〈荒原的噩夢〉。通過《日熄》比較魯迅和閻連科的專論有羅鵬（Carlos Rojas）：〈《日熄》──魯迅與喬伊絲〉；丘庭傑：〈從魯迅到閻連科──試讀《日熄》中的隱喻和象徵〉，均收入蔡元豐：《第六屆紅樓夢獎評論集》。
3. 李歐梵：《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面向》，頁256。
4. 馬敘倫：〈讀金器刻詞〉，載《國學季刊》5卷1期（1935年）；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卷八；均見劉志基主編：《古文字考釋提要總覽》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42。
5. Hannah Arendt, Preface to her Men in Dark Time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1968), ix: “That even in the darkest of times we have the right to expect some illumination, and that such illumination might well come less from theories and concepts than from the uncertain, flickering, and often weak light that some men and women, in their lives and their works….” 漢娜‧阿倫特著，王凌雲譯：《黑暗時代的人們》作者序（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3。「啟明」一詞出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名著 Illuminations，阿倫特是其英譯者。
6. Tomas Tranströmer, “Seeing in the Dark” (Mörkerseende, 1970), in his The Great Enigma: New Collected Poems, trans. Robin Fult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6), 97.
7. 閻連科：〈閻連科卡夫卡獎受獎演說〉，見《騰訊文化》，2014年10月22日，http://cul.qq.com/a/20141022/039677.htm。
8. 楊慧儀：〈閻連科：活在文學和生活的張力之間〉；羅皓菱：〈閻連科《日熄》獲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兩篇訪談均收入蔡元豐：《第六屆紅樓夢獎評論集》。
9. 楊慧儀：〈閻連科〉。關於贖罪問題，見章瑞琳：〈罪與夢──《日熄》贖罪意識探究〉；陳穎：〈荒誕、神實、救贖──讀閻連科的《日熄》〉，均收入蔡元豐：《第六屆紅樓夢獎評論集》。小娟子是《日熄》前半部的亮點，可惜著墨不多，在後半部中亦呼應不足。至今仍未出版的《日熄》修訂稿（2016）最終以尋找小娟子作結。修訂本為英譯版 The Day the Sun Died 底稿，羅鵬（Carlos Rojas）譯（London: Chatto & Windus; New York: Grove Press, 2018）。
10. 閻連科、張學昕：《我的現實 我的主義》，頁76。
11. Laifong Leung [梁麗芳],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Biography, 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68-269.
12. 祝修文：〈廢墟、幽靈和救贖──論閻連科《日熄》的「寓言」詩學〉，收入《第六屆紅樓夢獎評論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