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阮紀宏（聯合國際書院新聞副教授）
香港特首梁振英到深圳訪問，公開表示艷羨深圳發展速度。其實，香港完全可以按照深圳的發展模式再創輝煌，只不過是陰差陽錯可能自毀長城而已。
深圳的高速發展
深圳成立特區前兩年（1977），筆者從羅湖聯檢大樓走路到鎮中心的工人文化宮，三公里多的泥路，依稀記得沿途只有郵局，港人挑着大包小包的食油、衣服以及各種乾貨，郵寄到中國內地。17年後（1994）筆者帶一批美國基金經理到國貿大厦頂樓，向客人介紹：你們目前身處和看到的地方，10多年前還是水稻田。
這些經歷，中年以上的港人再熟悉不過。很多人不為意的是，深圳市的生產總值將會在未來兩、三年內超過香港。
梁振英說羨慕深圳的發展速度，相信也是大部分港人的想法。然而，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在考慮結什麼網之前，應該審視深圳高速發展的背後，有些什麼因素。
從一個邊境的農耕和漁民村落，短短40年時間，發展成全國第四大城市，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因素。以中國的國情，政治授權是高速發展的必然因素，但最開始成立的四個經濟特區，後來能夠成功的只有深圳，珠海沒有深圳成功，汕頭和厦門更不用說。
經濟特區實為政治放權
1979年成立的經濟特區，名稱是經濟特區，實質上是政治上放權。中國是社會主義單一制國家，當時還在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經濟特區就是允許不按國家主體經濟的運作模式，可以說是在體制外改革，後來特區還成為第一個擁有訂定地方法例的城市。最近深圳市擴大面積，成立的龍華和大鵬區，行政級別跟羅湖或福田區一樣，但不設置人大和政協機構，簡政放權，同樣是政治上的例外做法。
中國的經濟運作，審批手續繁瑣，苛捐雜稅繁多，尤其是在計劃經濟年代，比現在還要嚴重，允許經濟特區減少審批層級和降低門檻，以及減免多種稅項，是吸引外來投資的必然保證。
深圳在四個經濟特區中獨佔鰲頭，也有其偶然因素，汕頭和厦門本來就是一個較大的城市，本地人口而且是操地方方言的人口佔絕大部分，也有一定的排外文化，這是否未能成功的原因尚待考察。但一個現象是，深圳初期發展的時候就能夠吸引潮州幫來投資，反而跟他們同聲同氣的汕頭則未能做到。
深圳和珠海都變成移民城市，文化海納百川，經濟共冶一爐。但深圳毗鄰香港，珠海毗鄰澳門，香港有大量的工業北上利用深圳，澳門沒有，這也是深圳比珠海成功的偶然因素。
但歸根結柢是政治因素大於一切。深圳特區成立之初，眾多老同志前來參觀，據說有人嚎啕大哭，認為深圳已經淪為資本主義殖民地，紅旗倒下。後來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來視察，親筆寫下「經濟特區好」五個大字，才把反對聲音壓下去。
深圳之所以發展成今天的驕人成就，當然還有很多因素，但在中國的國情下，可以歸納成：政治授權造就經濟發展。
香港同樣得到政治授權
香港回歸，可以實行跟一國不一樣的政治制度，被賦予高度自治的地位，以及無須上交國稅和駐軍費用，也是一種政治授權。而且被授予的政治特權，比任何經濟特區或者新成立的自貿區都要大，按照政治授權可以造就經濟高速發展的規律，香港回歸以後的經濟發展速度，應該比內地其他城市要快得多，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經濟總量被北京、上海、廣州逐一追上，後面還有深圳、天津等追兵。
政治授權導致經濟發展在深圳的情況是，深圳能夠利用好這個政治授權，吸引外國和香港的投資，還有全國各地的投資。特區成立初期，深圳還大量送地給各個省市設立駐深圳辦事處（內設酒店接待該省來客）。
香港土地資源匱乏，而且無須送地也能吸引大量國企來港上市，目前大型國企佔上市公司總規模的半壁江山，可見一斑，但問題是為什麼香港除了吸引國企來港上市就停滯不前呢？國企來港上市除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融資方便的因素以外，是否還有國家政策要投資香港佔領香港資本市場以維持香港金融穩定的因素呢？為什麼有些私企捨香港而寧願在紐約上市呢？
深圳能夠利用好政治授權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多種模式發展，成立特區初期，招商局（交通局下轄產業）承包了蛇口作為基地，成為特區中的特區。招商局在香港西環也有大片倉儲的土地，但最終未能成為香港的支柱產業，究竟是香港地產業的經濟誘因太強還是政策上的障礙呢？
海納百川的文化
撇除其他因素，深圳能夠海納百川的原因是文化，原居民目前只佔深圳市總人口的一個零頭都不到，廣東話基本是不通行，這個橫空出世的城市正在塑造自己的文化，近年投入巨資興建市民廣場、開辦博物館等等，都是在營造能夠反映深圳特色的文化，也提升了單一的本土文化。
香港曾經是中西交匯城市，是中國了解西方文化的跳板，也是西方了解中國的入門站，內地的戰亂導致來自全國不同地方的人移民香江，某某省旅港同鄉會到處可見，電影也有《南北一家親》，反映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睦共處。可如今，排外心理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經濟上吸引外來資本，文化上排外拒內（地），這條公式是無法導致經濟高速發展的。
香港不可能改變人口結構的比例，也不可能在法治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政策的變通，特有的文化氛圍也應該保留，這些因素，相對於政治授權的首要因素來說，還是次要的。中央政府對於香港的政治授權政策沒有變，也不會因為一時間的小插曲而中斷。2003年大遊行之後實施的 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逐步向廣度與深度拓展；佔中期間，曾經有過傳言，說「金鐘不通，滬港不通」，意思是要等佔中結束後才能實施滬港通計劃，但事實是雖然金鐘未通，滬港已通。
尺蠖之屈以求伸
香港在一時間也不可能改變經濟過分依靠金融和服務業的結構，但即使這樣，只要摒棄文化上排外的因素，充分利用腹地的作用，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深圳就是利用中央授權的窗口作用，為廣袤的內地市場服務，經濟發展才會突飛猛進。
滬港通以至目前正在談論的深港通，可以被理解為內地向香港「吸水」的政策，但如果香港能夠利用這個政策，為什麼不可以是香港從內地「吸水」的契機呢？
總而言之，深圳高速發展的原因值得香港認真總結，取長補短，或許殺出一條血路。臨淵羨魚是消極的，羨慕時間長了還會成為嫉妒，傷了香港跟內地的關係，退而結網是積極的，尺蠖之屈以求伸，香港總不能長期自困彈丸。
回歸後，時任港府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說，不希望香港淪為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先不論她的心態，如果香港不急起直追，恐怕香港很快就會成為中國的其中一個二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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