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名義負利率和金融改革

我在此想特別強調的是未被媒體關注的1月15日瑞士央行的另一項重大決定:將央行控制的短期隔夜拆借利率定為負0.75%!因為名義負利率一直被認為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這也是量化寬鬆出台的原因之一:再降利率到零以下刺激投資和消費已經被認為不可能,因此央行轉為購買長期債劵。但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如哈佛大學的曼昆教授(他的宏觀經濟學在國內廣為使用)則開始呼籲西方央行應該開始引入名義負利率了。
撰文:崔之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近日,關於瑞士的新聞在國內媒體頗受關注:首先當然是李克強總理出席達沃斯年會並宣布瑞士成為另一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其次是1月15日瑞士央行放棄1.2瑞士法郎兌換1歐元的承諾引發全球金融動蕩。但我在此想特別強調的是未被媒體關注的1月15日瑞士央行的另一項重大決定:將央行控制的短期隔夜拆借利率定為負0.75%!
 
這是目前為止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所定的名義負利率的最大值。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英國和日本的短期隔夜拆借利率接近為零,但沒有到負值。因為名義負利率一直被認為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這也是量化寬鬆出台的原因之一:再降利率到零以下刺激投資和消費已經被認為不可能,因此央行轉為購買長期債劵。
 
但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如哈佛大學的曼昆教授(他的宏觀經濟學在國內廣為使用)則開始呼籲西方央行應該開始引入名義負利率了。在2009年4月19日的《紐約時報》上,他說上他課的一個學生提出了有趣的建立名義負利率的方案:央行可以宣布,一年後它將從0到9隨機抽取一個數,凡是貨幣的序列號以該號結尾的,都將不再能合法流通。這就實際上建立了負10%的年名義利率。
 

負利率的倡議者

 
有趣的是,曼昆明確提到名義負利率的最系統倡導者是西爾沃・格塞爾,但他沒有說格塞爾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著名金融改革家。
 
西爾沃・格塞爾(Silvio Gesell,1862-1930)是一個德國商人,1919年在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 Landauer)政府中任財政部長。格塞爾認為自己是蒲魯東的追隨者。在他看來,蒲魯東的最重要的洞見是認為貨幣比勞動力和商品更具競爭優勢。蒲魯東試圖把商品和勞動力提到貨幣的水平,但他失敗了。因為改變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格塞爾主張改變貨幣的本性:「商品由於庫存的必要而受損失,我們必須讓貨幣承擔同樣的損失。這樣,貨幣就不再優越於商品和勞動力;這就使得任何人不管他擁有或儲存什麼,貨幣或商品,都沒有什麼差別。於是,貨幣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價物,蒲魯東的問題迎刃而解,阻礙人性發展出它的全部力量的束縛消失了。」
 
具體地說,格塞爾提出了一種郵章貨幣,即定期蓋郵章才有效的貨幣。格塞爾的觀點是,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應該被看作是一種社會服務(僅僅作為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須對它徵收少量的使用費。在格塞爾時代,郵章是徵收這類費用的方法。現在,計算機在支付上的廣泛使用使得這種程序變得更容易執行。
 
為了給郵章貨幣如何在實際中起作用作一個明晰的說明,讓我們回顧一下20世紀30年代奧地利的實踐。1932年,奧地利沃格爾(Worgl)市的市長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決心消除該市35%的失業人口。他發行了相當於奧地利14,000先令的郵章貨幣,這種郵章貨幣由當地銀行儲存着的同樣數量的普通先令擔保。為了使這種「地方性通貨」生效,每月需要在貨幣上蓋一個郵章(即買郵章貨幣面值的1%的郵票)。因為買郵票的成本是持有這種通貨的使用者的費用,每個人都想迅速的消費掉郵章貨幣,因此這自然而然地就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二年以後,沃格爾成了奧地利實現全部就業的第一個城市。
 

消除貨幣儲存價值有助經濟

 
凱恩斯明確表示他對郵章貨幣的支持:「通過設計出要求法定貨幣以規定的成本周期性地蓋郵章來創造一種人為的貨幣置存成本,那些期望匡正時弊的改革者已經摸着了門路,他們的方案的實際價值是值得考慮的。」
 
在最一般的哲學層次上,格塞爾和凱恩斯的郵章貨幣可以看作是分離貨幣的兩種傳統職能——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和作為價值儲存的貨幣——的一種改革,因為郵章貨幣消除了貨幣的價值儲存職能。這種分離有助於解決衰退這一主要的經濟問題:當貨幣既承擔交換的媒介,又作為價值儲存的工具時,任何人在經濟衰退時期都會儲蓄更多,消費更少,由此將加劇經濟的衰退。
 
格塞爾的郵章貨幣方案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經濟構想的生動事例:不是廢除市場經濟,而是通過金融體制的改革和創新,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有更多自由和均等機會的市場經濟。凱恩斯在他1936年出版的劃時代的《通論》一書中,專辟一節討論格塞爾的名義負利率改革方案,非常值得我們在當前世界經濟動蕩不安中重讀。
 
 延伸閱讀 第二十三章 略論重商主義、禁止高利貸法、加印貨幣以及諸消費不足說 摘自《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 J.M. 凱恩斯 這裏不妨提一個很離奇的、被人過分忽略了的先知——西爾維・蓋賽爾(Silvio Gesell,1862-1930年)。在他著作之中,的確有若干真知的見之處,惜乎僅是曇花一現,未能直達問題之核心。在戰後幾年,他的信徒拚命把他的著作寄給我,但是因為他的論證顯然有缺點,故我當時未能發現其著作之長處。等到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得到自己的結論以後,才發現其著作之重要性——大概未經徹底分析的直覺都會遭遇同一命運。在當時,我和其他學院經濟學家一樣,把他非常有獨到之見的種種努力看作是一個怪人之異想天開。我想本書讀者知道蓋賽爾之重要性者大概不多,故我多給他一些篇幅。 蓋賽爾,德人;經商於南美阿根廷,事業上很成功。80年代之經濟恐慌,阿根廷特別嚴重,因此引起他研究貨幣問題。他的第一本著作,稱為《幣制改革為走向社會國家之橋》(1891出版);同年同地,他發表了他對於貨幣之基本觀念,書名稱為《事物精華》。此後一直到他退休,又出了許多書和小冊子。1906年他退休到瑞士,此時家道已相當殷厚,不必為謀生操心,晚年致力於人生最愉快的兩種事情:著作和農業實驗。 他的大著之第一部分,是1906年在瑞士上日內瓦出版的,書名稱為《全部勞動產物權之實現》;第二部分1911年在柏林出版,書名為《利息新論》。合訂本在大戰時期(1916年)在柏林瑞士兩地同時出版,生前一共發行了6版,書名稱為《經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貨幣達到的自然經濟秩序》,英譯本稱為《自然經濟秩序》。1919年4月蓋賽爾加入在位甚短之巴威里亞蘇維埃內閣,當財政部長,以後受到軍法審判。生前最後10年,他在柏林瑞士兩地作宣傳工作,取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之地位而代之,吸引了一批具有宗教熱誠的信徒,被尊為一種教義之先知;信徒之分布於世界各地者,達數千人。1923年,德瑞自由土地自由貨幣協會以及其他各國之類似組織,在瑞士巴塞爾城舉行第一次國際大會。從他1930年作古以後,像他這類學說所能引起的特殊熱誠,又轉移到其他先知身上;據我看來,後者沒有像他那樣卓越。布希士是英國這種運動之領袖,但其文獻又似乎從美國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歐地方分發出來。該運動之主力現在美國。在學院經濟學家之中,費雪(Irving Fisher)教授是唯一認識其價值者。 他的信徒把他裝飾得像一個先知,但蓋賽爾之主要著作還是用冷靜的、科學的語句寫出來的,但全書不免充滿了對於社會正義感之熱誠與崇奉,似乎(也許有人會覺得)與科學家之身分不合。他從亨利・喬治繼承下來的一部分,固然是該運動所以發生力量之主要源泉,但倒完全是次要的,沒有多大興趣。全書目的,乃在建立一個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又是對於自由放任學說之一種反動。他根據的理論基礎,和馬克思不同。第一,他否認經典學派之前提,而馬克思是接受的;第二,他主張解除妨礙競爭之桂桔,而不主張取消競爭。我相信後世之可得自蓋賽爾者,要比可得自馬克思者多。讀者一讀英譯本《自然經濟秩序》序言,即可領略蓋賽爾之德行。我想,要回答馬克思主義,還得從該序文所指示的路線中去探索。 蓋賽爾在貨幣與利息論方面之特殊貢獻,乃是第一,他把利率和資本之邊際效率分別得很清楚;他說利率限制了真實資本之擴張速度。第二,他指出利率完全是個貨幣現象;貨幣利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貨幣有個特徵,即貨幣持有人所負擔之保藏費微小不足道;凡財富之有保藏費者,其所以亦能產生收益者,乃是因為貨幣有收益,貨幣定下了一個標準。他用各時代中利率之相當穩定作為佐證,說明利率決不是決定於純物質因素,因為後者從一時代到另一時代所經歷的變遷,比之利率之變遷,不知要大多少。用我的術語來說:利率繫於心理因素,心理因秦不大變更,故利率相當穩定;至於變動極大的資本之邊際效率表,其所決定者,不是利率,而是在一特定利率之下真實資本之擴張速率。但蓋賽爾氏學說有個大缺點。他指出,因為有貨幣利率存在,所以出貸商品也能取得收益。他利用羅賓遜·克魯索和另一陌生人之假想的對話,說明這點——這段是經濟學上最佳寓言之一。但他在舉出理由,說明貨幣利率與其他商品利率不同,不能是負數以後,卻忘了作進一步說明,為什麼貨幣利率一定是正數;他亦沒有解釋,為什麼決定貨幣利率之高低者,並不是(像經典學派所說那樣)生產資本上收益之大小。這是因為他不知道靈活偏好這個觀念;因此他只建立了半個利率論。因為他的理論不完備,所以他的著作並未受到學術界注意。但是他已經根據自己理論提出實際建議。他所提方案,可能無法推行,但倒不失為對症下藥。他說,貨幣利率限制了真實資本之擴張,假使把這個限制去掉,則在近世,真實資本即將迅速擴張,在相當短時期以內,利率恐怕要降到零點,方才合式。因此第一件要緊事情,就是減低貨幣利率;他認為要減低貨幣利率,只要讓貨幣和其他不能產生收益的商品一樣,有保藏費用。於是他想出了著名的「加印」貨幣("stamped" money)這個方案;他由是而得名,費雪教授對之亦頗加贊許。依此方案,則流通鈔券(當然必須包括幾種銀行貨幣在內)象保險單一樣,必須每月加貼印花,方能保持其價值。印花在郵局出售,至於印花費用,自然可以斟酌情形定之。依我的理論,應當先確定何種新投資量方與充分就業不悻,然後求出該投資量之資本之邊際效率,印花費用之多寡須約略等於貨幣利率(不計印花費用在內)與該資本之邊際效率之差數。蓋賽爾自己提議,應該每周貼0.1%,每年貼5.2%。在現在情形之下,這個數目似乎太高,但正確數目到底是多少,只能由嘗試與錯誤中得來;而且也必須常常更動,不能一成不變的。加印貨幣背後所代表的思想,倒是健全的。而且也許真可以找出方法,把這個辦法小規模付諸實施。但是還有許多困難,蓋賽爾沒有設法解決。其中之一,蓋賽爾並沒有想到,貨幣並不是唯一有靈活升值之物,他物亦有之,只是程度之差而已;貨幣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貨幣之靈活升值,要比任何其他東西大些。故設用加貼印花辦法,去掉流通鈔券之靈活升值,則一大串替代品將代之而起,例如銀行貨幣、即期債務、外幣、寶石、金銀等等。我在上面說過,以前也許有過一段時期,大家都想持有土地,不管土地之收益如何,因之把利率抬高。但在蓋賽爾體系之下,因為土地國有,這個可能性倒可以免掉。
原文刊於高和分享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專家閱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