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印象中的蘇軾是一個達觀的人，性格爽朗，思想豪邁，特別是他的名作《前赤壁賦》，看透人類的渺小，歌頌自然之永恆。他提出了變與不變的人生觀：「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是一種對人生的頓悟了，理應任何事物都能放下，而達自在之境。
可是事實卻並不如此。不用說得太遠，就是《前赤壁賦》完成之後，也還有一段隱曲。
蘇軾是在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46歲）完成這篇作品的，寫的時候他在黃州。正是《前赤壁賦》完成之後一年，他的友人傅堯俞（字欽之）派人到黃州向蘇軾索求近作，蘇軾便把他的《前赤壁賦》親書送之。蘇在文末題跋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奇怪嗎？一篇這麼優秀的作品，換轉別人或另一時空，真是很樂意公開甚至傳揚的。可是蘇軾一則「未嘗輕以示人」，寫給友人也要千叮萬囑，期望「深藏不出」。很顯然他是怕由此而惹禍的。
蘇軾有何擔心？
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不妨推測蘇軾所擔心的究竟在哪裡吧。這篇賦交代了寫作的時間：壬戌之秋（神宗元豐五年）的七月十五。事緣他和友人遊賞赤壁，在一種美好的氛圍下誦詩飲酒，由此而帶出一些人生看法。我細揣文字，蘇軾最有可能擔心的或許是這幾句：「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這幾句是仿效《楚辭》體寫成的句子，最啟人疑竇的當然是「望美人」這句。「美人」是誰，當然不是一般的美人，特別是「《楚辭》體」，美人當別有所指。《楚辭》舊解，自王逸、朱熹以降，很多時都把屈原口中的美人坐實為人君（即懷王）。清朝的注釋家有較廣闊的視野，如朱冀的《離騷辨》、朱駿聲的《離騷補注》、戴震的《屈原賦註》等，都不是一見到「美人」就當作是君主，有時指出是屈原自喻，有時是指賢士，有時是指壯盛之年的人等。蘇軾口中的「美人」是誰，只有他自己知。何況只是隨口吟詠，就正如你哼一首樂曲，你未必就等同歌詞中人。但即使是指人君，或者確定指神宗，又有甚麼問題呢？除非你一定要這樣聯想：蘇軾思念神宗，就好比屈原思念懷王。懷王被奸佞權臣蒙蔽，就好比神宗也被小人蒙騙，導致正直的人如我（蘇軾）也被貶逐，這樣才有可能被指尋釁滋事。但這想像畢竟是迂迴了些。
第二個可能「出事」的推測或許是賦中引述的曹操事蹟：「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三國是人才輩出的時代，除了「橫槊賦詩」的曹操，還有孫權、諸葛亮、周瑜等，所謂「一時多少豪傑」。蘇軾雖未必自比豪傑，但到底都是一個政治人才，也有報國熱忱，對新黨的政治策略提出過很尖銳的批評。所以他對三國人物的慨嘆，也許包括他個人懷才不遇、困頓失意的悲鳴。但這是否又想得遠些了，何況他這篇文章筆下的曹操，也只不過是「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這個不折不扣的事實呢？
至於再下去的文字，我細心分析，用心推敲，都還不過是借老莊的思想提出對人生的看法，特別是變和不變的人生觀，用來勸喻好朋友好好欣賞大自然，忘卻人生得失這類小枝節而已，應該不會構成甚麼被攻擊的藉口吧。
當然這些「理性分析」，未必就能夠完全說明蘇軾的內心世界；或者蘇軾的內心世界，也不能用這些安神定驚的說話可以一一平服，總之內心的憂懼，是一個人生活遭遇的最佳反映，有時不是用輕描淡寫的說話可以輕易抹去的。
還不過是中年甚至只是壯年的時候吧，什麼事情令蘇軾的人生蒙上一層這樣深沉的灰黑色？當時是王安石主政的時代，蘇軾看到新法推行中的一些流弊，正直文化人針砭時弊的老毛病來了，他經常「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最後被政敵何正臣、李定、舒亶等摘錄一些諷刺新法的詩句，加以彈劾，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經過幾個月的折磨，他僥倖獲釋，貶官黃州團練副使，這樣才「死過翻生」。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他的憂懼應很易理解的。
蘇軾一生活了65歲，46歲前的遭遇才不過是患難人生的開端。可幸他波折的政治生涯或整個人生，並不影響──甚而推動──文學和藝術的創作，《前赤壁賦》的文章和書法（當然還有其他很多）保存完好，成為文化史上少有的多樣才華的創作者，作品影響世人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