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的重心是促進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加上「中非命運共同體」的非洲戰略，促進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非洲。「一帶一路一洲」戰略將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造血」機制，同時有利於中國自身。落實「一帶一路一洲」戰略需要中國企業提高素質，同時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可考慮成立對外發展合作部。
新馬歇爾計劃創雙贏
2009年我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期間有過新馬歇爾計劃的倡議。當時發達國家陷入金融危機，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復蘇。但是結構性改革在短期內會壓低消費、擴大失業，在危機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推行起來政治上面臨很大阻力。此次危機在發達國家同時產生，預見國際貨幣組織傳統的貶值、援助等幫助危機國創造結構改革空間的方法都無濟於事，因此我在2009年初提出一個全球復興計劃，主要內容是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投資。這些基礎設施投資不僅會消除增長瓶頸，促進所在國的經濟增長，還會拉動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出口，給發達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是一個雙贏的戰略。
之所以提出這個計劃，是因為不僅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還有改進空間，而且，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非常差。發達國家與其以財政赤字發失業救濟不如把同樣的錢用來支持本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另外，主權基金、退休基金、中國及石油輸出國的外匯儲備大量購買政府債券，收益率很低，不如用於基礎設施投資。
中國要轉移勞動密集產業
上述建議在提出以後，被愈來愈多的人接受。2010年20國集團首爾峰會將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列為發展共識的第一項，後來的峰會也多次強調。如今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設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絲路基金率先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全球做出了榜樣，這是一個既有利發展中國家也有利於發達國家的共贏倡議，歡迎其他國家包括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加入。
「一帶一路」戰略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復蘇和發展，也有利於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和建築材料的供給上，中國有比較優勢。此外，「一帶一路」戰略還可以擴大中國外匯儲備的使用範圍；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培育我國出口增長點；「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資源豐富的國家，這一戰略也有利於中國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源。
在「一帶一路」戰略基礎上，有必要加上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上任伊始首次出訪在非洲提出的「中非共同體」的非洲戰略，成為「一帶一路一洲」。這是因為，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方面，中國還擁有一個重要的優勢，即巨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國內工資上漲，中國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大量的勞動力密集產業將逐漸轉移出去。自工業革命以來類似的轉移已有多次，為承接國創造了工業化、現代化的窗口機遇期。這次轉移的新特點在於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規模龐大。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工業普查，中國製造業的就業人員是1.24億人，相當於在1960年代日本勞動密集產業向外轉移時的12倍。世界上能夠承接這麼大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億人，大量剩餘勞動力在農村，年輕人比例高，工資水平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非洲方面，已有2012年華堅鞋業集團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設廠，當年創造2,000個就業，使埃塞俄比亞鞋業出口翻一番成為埃塞最大出口企業的成功的案例。
「一帶一路一洲」及對外發展合作部
「一帶一路」以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為主，以經貿合作為輔。在非洲，可以是產業轉移為主，基礎設施建設為輔。就像車子的兩個輪子一樣，他們可以成為對外發展合作的兩個支撐點。
這種雙輪驅動的發展合作方式對國際發展有很大意義。在二次大戰以後，發達國家設立了很多多邊、雙邊的發展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總署、世界銀行、美國援外總署等，但並沒有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從二戰以後到現在，在近200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當中，只有韓國和中國台灣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行列。原因是發達國家已經走完了勞動密集產業發展和建設基礎設施的階段，在這兩方面不具比較優勢，對於發展中國家只能採取輸血式的援助，附帶很多條件。通過「一帶一路一洲」戰略，中國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增長瓶頸，引入「造血機制」，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發展起來，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描繪的「百花齊放春滿園」願景。
「一帶一路一洲」戰略面臨不少挑戰。一方面，中國企業沒有做好走出去的準備。「走出去」戰略在2001年才提出，國內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環境都不一樣，很多走出去的企業最終失敗。這需要企業提高素質，也需要政府提供幫助。另一方面，中國對外合作政出多門，有商務部、外交部、財政部、農業部等，還有進出口銀行、中非基金、絲路基金等。他們都有對外援助資金，結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必要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成立一個統一協調對外合作關係的對外發展合作部，來把資源組合起來，改變我國國際發展合作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