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4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構建後西方時代世界秩序與中國全球擔當》的演講改編。本社將分三篇刊登，以下為第一篇。
歷史巨變時代的來臨
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整合的加速發展，並讓跨國資本的滲透力量首次覆蓋全球，導致經濟權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國內部貧富分配極度不均。
近年來，世界範圍內的反全球化運動風起雲湧，西方國家的反主流政治風暴此起彼伏，戰後美國建構的國際秩序正面臨空前的裂解危機。危機來自於三方面：
首先，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權力基礎全面動搖，美國正在失去生產與貿易、科技創新和意識型態領域的支配地位，勉強維持安全與軍事，以及金融與貨幣領域霸權。
其次，現有美國主導國際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機，面臨內外夾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會湧現右翼排外民粹主義與左翼反全球化運動，肢解對經濟自由化的社會共識，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勢頭強勁，正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非西方國家會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與可持續的國際經濟秩序，帶動全球秩序重構的新期待。
最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加速轉向專斷的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拋棄維護國際秩序責任，拒絕履行國際條約義務，並逐步升級與中俄的戰略對抗，不惜讓現有多邊體制陷入癱瘓。
美國國際領導威信的殞落，以及西方社會政治體制普遍出現衰敗跡象，意味着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沒落。在此新舊秩序交替的歷史關鍵時刻，中國正被快速變化的形勢推近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心，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將以更積極進取的態度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當前，中國需要審慎應對美國冷戰思維重現與新一輪戰略圍堵。中美戰略對抗形勢可能日益險惡，中國應牢牢把握對歷史大趨勢以及中國戰略抉擇的基本判斷。
我們的基本判斷是：
- 全球政治經濟大格局變化，正從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過渡到以非西方世界為主體的新秩序軌道上；
-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需要新興市場國家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與活力。同時，西方全球治理機制明顯不足，需要新興市場國家參與改革，有效回應當前各類全球議題挑戰。中國推進全球化路徑與遊戲規則的修正，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得到廣大非西方世界愈來愈積極的支援。歐亞大陸更緊密的經濟整合也可以給陷入停滯的歐洲帶來經濟生機。
- 在新舊秩序及模式並存磨合過渡期，局部震盪與戰略摩擦難以避免。中國決策者要爭取營造最好的結果，但也要做最壞的打算。
美國對華戰略全面轉型：美國感到霸權地位遭遇空前挑戰，激發對華戰略調整
1. 美國政府正式將中國視為國際體系中的頭號競爭對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繼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關係。此前的奧巴馬政府也把中國當作潛在的競爭對手，但執行的是長期以來美國兩黨都奉行的建設性交往政策，當時中美在許多全球和區域性議題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國定位為戰略合作夥伴。特朗普政府則明確把中國和俄羅斯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對美威脅程度僅次於伊朗和朝鮮；將中、俄稱作「改變現狀的國家」，在價值觀和利益上與美國對立。
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絲毫不讓人意外。美國習慣於一超獨霸的體系，但近年來中國的理論、道路、制度與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在G20架構下的積極作為，完全超出美國朝野的預想，他們第一次強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戰。而美國國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維護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從中獲益，絕不允許任何可能淩駕自己之上的挑戰者出現。
當前，重新思考對中戰略已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民主黨過去一直主張與中國開展建設性交往，其假設是：中國會被吸納進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當中國融入後，美國就可以影響中國的發展道路，讓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上逐漸向西方發展模式靠攏。然而，這個發展趨勢並未如他們所願。
2017年2月，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夏偉（Orville Schell）與謝淑麗（Susan Shirk）召集跨黨派中國專家小組撰寫的《美國對華政策：給新政府的建議》明確指出，中美關係正處於「驚險的十字路口」，過去的很多假設已與客觀事實的發展脫節。報告建議下一任政府更果決而有力地回應中國對美國價值觀與經濟利益的負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戰美國主導的秩序、價值觀的行為都必須有所回應。
最近，美國前資深外交官坎貝爾（Kurt M.Campbell）和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的《評估中國：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中指出：過去美國主張交往政策的決策者一直都懷抱一種不切實際的假設，以為通過交往政策，美國可以影響中國的發展道路，可以將中國吸納進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個天真的假設已經破滅。
美國發起了新一輪的戰略對抗，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懲罰性貿易措施不斷加碼，試圖全力阻撓「中國製造2025」計劃，針對萌芽階段的中國高科技產業採取精準式打擊，並對潛在行業對手例如華為、中興通訊等進行封鎖。
儘管中美之間貿易大戰一觸即發，但中國仍可以沉着從容的應對。當前特朗普政府的戰略轉向未必能持久，因為美國此舉將嚴重破壞全球高科技行業的生態結構，最終會削弱全球產業鏈對美國高科技供應體的依賴，逼使對手強化自主研發能力與開發多方面供應來源，使美國長期壟斷的核心領域面臨更多的競爭者。
美國精英感受到中國對美國核心利益的「威脅」，很大程度上不是基於客觀事實，而是心理不適應與意識型態框架塑造。就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而言，中國並沒有正面挑戰美國國際地位的戰略意圖，中國謀求的是與美國和平共處，全面經濟交往，以及協同其他國家共同應對當前人類社會面對的各項挑戰與難題，中國與美國之間不存在無法化解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更沒有稱霸的野心。
當前國際體系的利益格局已經多元化、複雜化、網路化，關鍵的行動主體既包括各國政府，也包括國際組織、跨國企業，以及不同層次的全球化參與者，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仍用傳統冷戰零和遊戲思維來處理國際關係，早已與現實脫節。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間出現激烈戰略對抗，危害和平發展與國際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戰再現。因此，美國很難整合國內外全面圍堵中國，對中國發起一場新冷戰。
加之，在過去30年的高速全球化過程中，美國與中國的經濟依存關係已經構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連體，美國如果真要動手拆解這個結構，將給自己以及世界經濟帶來災難性後果。
2.中國要有戰略定力，認清並把握好歷史大趨勢。
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樹大自然招風，在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的新形勢之下，中國要非常審慎、冷靜地應對美國的敵意和對抗性的態度。習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講話裏引述古言「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中國要把握好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以及中國戰略抉擇的大判斷。
第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世界秩序正從西方中心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軌道上，這個進程始於上個世紀最後30年，2008-2009年又邁入一個關鍵歷史轉捩點，成為帶動全球秩序轉變的最重要的推動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運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扮演了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的角色。以中國和印度為主的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愈來愈大。
第二、美國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已滯後於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無法有效應對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參與的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勢在必行。
第三、在新舊秩序及模式並存的過渡期裏，局部震盪與戰略摩擦在所難免。轉型或許會持續較長時間。
後西方世界秩序重構與新時代的中國擔當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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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中信基金會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