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的第一代（欽字輩）有六兄弟，第二代（鶴字輩）及第三代（孔字輩）的人數眾多，在《自傳》中甚至提到郭氏第四代家族成員。如此眾多的郭家下一代，可說良莠不齊。《自傳》中有提及下一代部分個人的表現，個別屬於庸碌之輩，亦也有極其優秀者，《自傳》裡談論的不是很多。以下談幾個與郭氏企業集團有關的人物，特別是他們與郭鶴年的互動關係。
在做事方面，郭氏對自己的要求嚴格，也要求同僚盡力工作，嚴守紀律，在公司內工作的家族成員亦不例外。在華人家族企業，我們常看到有成員因裙帶關係或擁有股權而加入公司服務，有時亦甚難避免，但只要有工作能力，嚴守公司紀律，不胡作非為，且對企業有貢獻，即屬好同事。如果不幸碰上無能亦無紀律的親屬員工，公司應該如何處理？郭鶴年的做法是先給機會予以改正，如再犯錯的話則請他離開公司。《自傳》裡講述一個執法從嚴的例子，值得在這裡略作討論。
郭家成員良莠不齊
郭鶴年二伯有長子名鶴青，二伯是郭父最親愛的哥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成立時他獲分配25%公司股權。鶴青有七個孩子，其中第三子在公司一個部門工作，他的「行徑古怪，經常在公司無故消失」，後來公司讓他離職。郭氏出於同情之心，其後又再聘用這個侄兒，但由郭鶴年親自直接監督他。
這名侄兒又故態復萌，郭氏發現同事對他的投訴正確，於是永久革除他出公司，他懷恨在心，不久即聯同他的個別兄長在公司股東大會上發難，公開指責公司賬目不清。事實上，有關的賬項已通過合格會計師的正式審核。在這件事上，郭鶴年的堂兄鶴青其後對郭氏說，他自己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幾個孩子。
經過幾年的紛爭，鶴青家族同意以2,500萬新幣出售手上股票而退出公司。退股後，父子兄妹的下場令人嘆息。為了利益上的分配，家族成員爭得翻天覆地，互相提出法律訴訟，而鶴青本人也鬱鬱而終！對這種家族醜事，郭氏毫無保留地在《自傳》中揭露出來，用以警惕世人，絕不要因財而傷了家族的和氣！如此坦蕩蕩的把家族見不得光的事告白天下，相信不易在其他名人的自傳中出現。
毫無疑問，郭鶴年是郭氏集團的總設計師、行政總裁和總策劃者，其精明和商業的洞察能力，企業內難有人企及。公司的最高領導必須由能者擔任，在第三代家族成員，郭氏最欣賞的是二伯父的孫子孔豐，他早年在公司學會了做麥、米貿易生意，也在大豆和飼料業的經營上大顯身手，此外還在沙巴與砂拉越購買了大片土地種植油棕樹，經濟效益高，郭鶴年對他讚譽有加，可說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下一代。郭孔豐其後離開了郭氏集團，自己創立了豐益國際有限公司，並將之發展成為亞洲最大的食品集團，工廠遍及亞洲各地（包括中國大陸），事業成就非凡，直追郭氏，在亞洲食品工業界的名氣響噹噹！
豐益國際其後進行配股，郭鶴年知悉後，即派人向孔豐說有意全數買下配股，更說他願做「千里馬的伯樂」，孔豐欣然同意他叔父購買全數配股的建議。郭鶴年與郭孔豐叔侄二人可說是惺惺相惜，惜英雄而重英雄！
語文能力是郭氏的一把鑰匙
郭鶴年在新馬大企業家之中算是受到良好和較完整的教育，加上他有經商的天分，在眾華商中脫穎而出，成為了首富。郭氏在知名的新山英文書院畢業後，在當地的華校寬柔中學念了一年華文，而後轉到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就讀。此學院是當時新馬最好的高等學府，就讀者都是新、馬兩地的俊彥之士，當然其中也有權貴子弟。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大馬首相敦‧拉薩等風雲人物是郭鶴年的同院年長同學。由於1942年日軍入侵馬來亞與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停課，郭氏不得已只好中途輟學。
郭氏的出身，英文當然是特別的流暢，馬來文與中文方面亦有相當不錯的造詣。此外他還通曉多種當地重要的華人方言，如福建話、福州話、廣州話等，語言方面的優勢無疑對他的經商帶來很多方便。在新馬，大企業家中能精通這麼多種語文的可說不多，特別是精通英文方面。同時，郭氏的中文駕馭能力（包括書寫與口語），使他後來進軍中國投資得以發揮正能量。他在會見各級領導（包括最高級的總書記與國家主席）均以中文交談。年前，中國中央電視台一個訪談節目中訪問郭鶴年，時間近30分鐘，郭以流利的普通話對答（筆者曾在 YouTube 上觀看了這訪談節目），令人印象深刻。
郭氏的中文水平得力於他母親的教導，他在電視訪談節目中也直言不諱。早年新、馬兩地的殖民地的中小學分為兩個源流，一個是馬來文或英文源流，一個是中文源流。如果學子從小進入英文源流學校，則只會英文，如果華人子弟進入中文學校，除中文外英文為第二語文。不少華人家庭考慮到中文是自己的母語，很多先送子女進華小，但英文在社會上吃香，因此唸完華小再轉念英文中學。郭氏英文書院畢業後卻轉去新山著名的華文中學（寬柔中學），以超齡生的身份念了一年多中文。郭氏說他在寬柔中學廢寢忘餐的學習，這段經歷使他的中文水平突飛猛進。
與政要和權貴的關係
閲讀郭氏的《自傳》，你會發現郭氏認識很多中國和東南亞的政要及權貴，並跟他們有所交往，有些甚至是他的舊同學，私交頗深。郭氏在《自傳》提到並接觸過的政要權貴，彷彿就是一本「名人錄」（“Who is Who”），例如馬來西亞建國以來的六位首相如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敦‧拉薩（Tun Razak）、胡申翁（Hussein Onn）、馬哈迪（Mahathir）、敦·阿都拉（Tun Abdullah）、納吉（Najib）以及副首相敦·依斯邁（Tun Ismail）、財政部長東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達因（Daim）等（以上均為執政黨巫統領袖），以及華裔成員黨馬華公會總會長陳修信、李三春、林良實、陳群川等都與郭氏有不同程度的關係。他與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也稔熟，李在萊佛士學院就讀之時比郭高一年級，他早年任新加坡總理時經常約郭茶敘聊天，徵詢他有關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意見，而首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吳慶瑞也很重視郭氏。此外，郭氏跟印尼的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交情也很好。
中國方面，《自傳》提到親自接見過他的國家級領袖（主席、副主席、總理等）有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楊尚昆、萬里、李鵬、朱鎔基等等，人數眾多，星光熠熠！這麼多名中國國家級領導安排時間接見他，足見郭氏的受重視程度及其海外華人企業家的崇高地位。
做生意講關係，中外莫不如此，中國人或華人尤甚。近20年，西方企業學術界流行研究關係（guanxi）學，“guanxi”一詞在商業和管理學的文獻中隨處可見。人際關係對商業活動的重要性，似乎無人質疑，已成定論。不可否認，在某一些國家或地區，認識當地政要對做生意肯定有一些方便，但也需守法則，有個界限。在某些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確實有個別商人成功地與當地權勢人物結合一起，借助後者在政治上的力量或權力，使其企業獲得超額利潤且得到發展，而另一方面，國家和政府卻蒙受損失，這便是「官商勾結」的禍害，是一種不可接受的行為。
在一些發達的國家或地區，法制健全，官員薪津高，高薪可以養廉，官商勾結之路難行，各級政府官員亦無需走上這條歪路。在新加坡與香港，商人只需依據條例辦事，完全可以無需與官員私下打交道即可營商。可是，在一些法治未上軌道的國家，有若干最高領袖因貪念而向商人要「好處」或與商人勾結，前菲律賓總統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和印尼總統蘇哈托的行徑均人所共知，家傳戶曉，且已定罪，蘇哈托即以「十巴仙先生」（Mr Ten Percent）之名而污名遠播。「十巴仙先生」是指凡是私人企業（本地或外商）要成功獲取政府批准項目或得到營業批准，均需向他奉獻上繳項目的百分之十的「經費」作「酬金」，不少商人亦予以配合。
郭鶴年在《自傳》中提到，在印尼蘇哈托的政黨一般都會「要求華商讓出一定比例的利潤」，以便政府成立一些如「武裝力量發展基金或寡婦基金等等」。他提到一個在印尼的極具影響力的華商林燕志（Yani Haryanto），貪婪地要求他的競爭對手郭企業集團將食糖的價格大幅提高，他亦可以此新價格向政府取得新合同，獲取暴利，並說他的背後有軍方和蘇哈托的支持。郭沒有如此做，說他滿足於當時每噸能賺到的合理利潤。另一印尼著名華商林紹良（Sudono Salim）與蘇哈托的不尋常關係亦眾所周知。
郭氏在《自傳》中提到若干他在中國經商的經驗，但較少提及他與高幹打交道的內情，只說他非常欣賞習近平近年來積極打貪打大老虎的方針和政策。他站在海外華人的角度，非常關心他先父先母的出生地中國，對中國最近40年來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予以高度評價和讚賞，內心由衷地感到高興。
《郭鶴年自傳》評析系列文章之三
本系列文章：
從集團內外透視郭鶴年經驗
作者簡介：
饒美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美國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經濟學碩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工商管理碩士及西蒙菲沙大學（Simon Fraser）哲學博士。曾於70年代中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1977年回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任教，先後出任管理系系主任、商學院副院長，後亦出任 MBA 及博士課程主任等職。1995年任嶺南大學副校長兼香港商學研究所所長。主要學術專長為策略管理、合資企業及工業發展問題，已出版中英文專著（或編著）25本，論文逾150篇，散見國際知名學術期刊，包括多份管理學或國際企業領域的頂級學術期刊。
《郭鶴年自傳》評論集（I）資料
書名：郭鶴年經驗──《郭鶴年自傳》評論集（I）
編者：黃枝連、潘國駒、舒慶祥主編
作者：潘國駒、黃枝連、饒美蛟、舒慶祥、郭益耀、李錦興
